希腊神话以说故事的方式描述自然界的现象，将人的性格赋予万物，将科学、哲学与信仰合而为一，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雏形。在 Treasury of Greek Mythology 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宇宙万物是怎么样形成的？宙斯是如何成为众神之首？著名的木马屠城记又象征甚么意义。。。。。。。。。古埃及神话以故事来描述自然界的现象、天地的起源、来世信仰与众神之间的战争，并将科学、哲学与信仰合而为一，成为埃及世界观的雏形。Treasury of Egyptian Mythology 搜集了埃及的创世神话和流传已久的众神故事，补充了反映神话情节的史实与文化背景，将古埃及人的想象力与现实作连结。。。。。。。。。北欧神话故事以许多方式反映挪威与冰岛的人所居住的环境。他们的神话充满了勇气的色彩，尽管也有导致悲剧的骗局。Treasury of Norse Mythology 这本书搜集日耳曼和斯堪地那维亚民族流传已久的神话故事，与丰富有趣的民间传说，介绍巨人、北欧诸神、精灵与侏儒。
日本的文化是一种“耻文化”，从众的心理特别突出。在这个社会里，从小就应该接受归属于某个团体的共识，还要自然地习惯于在这个团体内的位置，如果有所违反就会受到团体的制裁。经常在说日本人团体精神强，这种强大的团队精神实际上是从小就通过许多有形无形的训练和熏陶而形成的。
“北方人普遍比南方人虎一些，北方人的氛围使人变得更加愣、更加虎、更二、更彪一些。”“傻彪吗？什么机制？什么目的和用处？有什么临界值没？”
日耳曼词的特点是朴实、简单，而拉丁词的特点是华丽、优雅。这既是日耳曼词和拉丁词的特点，也是日耳曼语言和拉丁语言的特点。英语使用者在实际的语言应用中偏重日耳曼词或拉丁词，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场合‖人们在正式场合偏向于使用拉丁词，因为法语词、拉丁词华丽、优雅，与正式场合的言语要求相匹配。但在非正式场合，比如亲友之间的聚会，人们就会尽可能选择日耳曼词，因为日耳曼词朴素、简单，在非正式场合使用使人感觉亲切。所以，如果有人在朋友聚会、家庭聚会中全部使用拉丁词，会显得是在卖弄辞藻或者假斯文，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很好。‖语言学角度‖日耳曼词的语音特征表现为词首重音，比如teacher，children，English等。但拉丁词的重音不固定（语言学中称作重音不定），英语的拉丁词中有词首重音的词，如：gentle，nation，artist等；也有词中重音的词，如：magnificent，extraordinary，nationality等；甚至存在个别词末重音的词。另外，日耳曼词的语音特点还表现为辅音突出，所以听上去比较干硬刺耳、轻。但拉丁词的元音更突出，所以听上去比较圆润柔和、重。‖语法‖日耳曼语仅有过去时和现在时两个时态，不存在将来时。但拉丁语中存在将来时。这里时态的概念是指动词本身的形态变化，英语的will do结构不包括在内。同时，日耳曼语基本都保留三个性（阳性、阴性、中性），两个数（单数、复数；双数在早期已被并入复数中），并有复杂的格位变化（比如英语的近亲德语保留了四个格）；而拉丁语言中，虽然拉丁语本身有三个性、两个数和七个格位（但大多数名词只有六个格位），但今天仍使用的拉丁语族诸语言中，格位已不存在，中性已经并入阳性。换言之，日耳曼语的性、数、格变化一般要比拉丁语言更复杂。‖构词法‖日耳曼语多采用复合构词法，即，把两个或多个独立的单词拼合起来构成新词；但拉丁语言多采用派生构词法，即，从各个词根通过某些形态变化来构成新词。比如英语名词中的speedboat，expressway等都属于复合词，英语动词中的forgive，understand，beget等也属于复合词。但英语中的submarine，telephone，infrared等则属于派生词，如submarine由拉丁词根sub（……下）和marine（海洋，海洋的）构成，telephone由词根tele（远的）和phone（声音）构成，infrared由拉丁词根infra（在……下的，不及……的）和英语词red（红色，红色的）构成。‖词形‖现代英语的日耳曼特点已经非常弱化，比如名词的单数变复数，大多数名词都是加-s后缀，这显然是受了法语的影响。只有少数的名词仍保留了日耳曼语的变化特征，比如foot-feet（内部元音变化），child-children（加复数词尾-ren），sheep-sheep（单复数同形），ox-oxen（加复数词尾-en），，，，，，英语的奇葩语法结构, 看上去跟其他现代日耳曼语差比较远, 大部分都是维京人的贡献. 法语只是灌输进大量的词汇..
希波克拉底说，“在炎热的低地，通风差、热气旺盛，这些人身材矮小健壮，体液也不均衡……天生缺乏勇气，也不勤劳。而在贫瘠的、干旱、有四季的地方，人们身材健壮高大，也更有激情，自信以及自律。”（On Airs, Water, Places）支持这种思路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也不少，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曾将土地和地理位置纳入历史进程，而亚里士多德则用此为希腊人的高尚品性辩护，其中许多都来自于希波克拉底。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可谓深远，也因为这样，不同人群所在的地理环境，演变成了最早的“地图炮”，例如罗马人严肃，希腊人无忧无虑，非洲人狡猾阴险……等等。一直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地理、气候影响人的性格，继而塑造特定社会的文化，这种和希波克拉底一脉相承的思路出现在了许多学者的著述里。英国人约翰·弥尔顿就对英国的天气非常不满，“没有阳光的恩惠，果实无法成熟，我们的思想也无法成熟。我们从温暖的地方进口酒和油，也必须进口他们的成熟思想和文明美德。”（Character of the Long Parliament）他写道。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法学家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在名作《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对气候的影响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剖析。从生理、心理、气质，到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一切都来源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的冷热。“在寒冷的国家，人们比较勤劳；在炎热的国家，人们比较懒惰。在寒冷的国家，人们的品性纯朴，性情率真，邪恶少，美德多；在炎热的国家，人们的行为往往越出道德的边界。”看着是不是很眼熟？“俄罗斯人只有皮被剥下来的时候，才会有疼的感觉。”孟德斯鸠甚至这么写道。这一时期相当多的学者都开始深入考察地理环境的诸多层面，包括地形（巴尔克：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时，比如希腊，人类能够发展早期理智），气候（康德：热带地区的人没法用理性思考，在温暖地区生活的白人才会有理性和智慧），海陆关系（里特尔：位置在众港湾从各方面包围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为海洋的统治者）等等。这些地理特征和人类社会各种特征的联系，受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生物学理论“启发”之后，更被拓展成了人类适应自然的因果论，甚至进一步为各国的殖民运动和种族主义进行合理化解释——比如，炎热地区的人（特别是非洲黑人）天生就缺乏理智，那么将寒冷地区的智慧带过去、统治他们，就成为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然，随着地理真正成了一门理性主义学科，以及社会学科各自在实证支持下发展，将两者粗浅而过于普遍地联系起来的早期地理决定论，逐渐失去了地位。政治的归政治，环境的归环境，社会的归社会，心理的归心理，地理仍然是因素之一，但其重要性被大大削弱、无法“决定”了。这一点，其实后来戴蒙德自己也承认了，比如在接受果壳网专访中，他说道：“把地理的影响简单归结为地理决定论，这当然是过分简化，就像是把化学品或者人类的影响归结为‘化学决定论’和‘人类决定论’一样可笑……我们还是有希望超越我们所处的环境限制的，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不是由地理决定的，只是受地理条件影响。新加坡、荷兰、印加帝国、蒂蔻皮亚岛、冰岛和其他很多社会都超越了他们所在环境限制。”他自己在官网上也指出，比地理本身更重要的，其实是“知识”——穷国因为地理条件不好就只有坐以待毙吗？并不，而是获取知识，知道自己的弱势和长处，从而更好地克服困难、达到成功。
"妇女怀孕后，其大脑皮层与社会认知和'思想理论'（设想别人在想什么）有关的区域发生了变化，这块区域与看她们的婴儿照片被激活的区域是同一块........3岁时SAT数学分数越高，以后获得博士学位、发表科技论文、获得专利和高收入的比例也越高。这四个人小时候都参加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少年天才项目.........哈佛的研究发现，女医生看的老年病人，要比男医生看的老年病人死亡率和再住院率都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女医生与病人的沟通、对医疗指南的遵循都更好。如果男医生也和女医生一样，美国一年可少死三万多老年病人......英国计划从2018年4月开始，对高糖分饮料向企业征收20%的税，迫使企业改变配方，以此降低肥胖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准备这么做。高糖分饮料指软饮料每100毫升含糖5克以上、其他饮料每100毫升含糖8克以上，不包括纯果汁、奶制品。一听可乐含糖35克，而英国建议每天吃糖不超30克..."
“同性恋是天生的，有遗传基础，也有进化优势，可不是什么异化现象。去学点进化生物学再来胡扯。。。。。。。。这一家的汉堡包谷物、蛋白质、奶制品搭配合理，如果把套餐中的薯条换成沙拉（美国可以换），喝无糖茶水或果汁，就是营养均衡的健康食品。。。。。。。。。。糖应该尽量避免，不存在每天推荐摄入量，所以不该写百分比引起误解。。。。。。。在这个谣言战胜事实的“后真相”社会，爱尔兰总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教小孩哲学。当然，他说的哲学是指那种反思、批判性推理和伦理探讨的哲学。。。。。。。。。。我们有乘法口诀，他们有times table，我们背二二得四，他们背two times two is four。也有人主张不背，算的时候查表。。。。。。。。。。汉语没有r这个音，通常就按l音翻译，哈里、杰利、加里森、雷蒙德。。。。。。。。。。。你把英语的r按汉语拼音的r发音？把wrong读成荣？run读成然？road读成肉？rude读成入是不我艹。。。。。。。。。。。汉语r是卷舌近音，英语r是龈后近音，不是一个音。而且汉语r开头的音节太少，所以通常用l来翻译英语r。总不能把里根翻译成日根吧。。。。。。。。。。那也是美国人读才有卷舌。美国人读hard water，两个r也都要发音，有几个中国人会发？就跟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念北京儿化音一样，一听就不地道。。。。。。。。。。。很奇怪有那么多的人坚定地相信英语的r和汉语的r是同一个音，即使我告诉他们一个是龈后近音（国际音标编号151）一个是卷舌近音（国际音标编号152），他们仍坚定地要把raw读若，road读肉，rude读入，还觉得非常正确。。。。。。。。。。这些教美国人汉语的课程都在说普通话的r发音与英语r不同，更像是[?]，不要因为写法相同就误以为是一个音。却有那么多中国人坚定地相信普通话的r和英语的r是一个音，是不是该请这些中国人去教美国人汉语发音。。。。。。。。。。。美国人读中间的t类似d，且后面的r要发音。中国人最难的是区分word和world，里面的r，l，d全都要发出来，要准确发world比绕口令还难。不是从小在美国生活的，想讲没口音的美语基本没戏。那些觉得自己发音很好的，都是在国内意淫。喜欢嘲笑别人口音的也都是这些人。。。。。。。。嘟嘴，舌头往后卷，舌尖和上颚不接触。让小朋友示范一下就知道了。。。。。。。。我以前有篇文章谈过这个问题。小孩学语言是本能，大人学语言是意识。。。。。。。World难在要把r和l都发出来。其实美国人读world接近于双音节，在r和l之间塞进了中性元音?，rl发成了r?l。。。。。。。日常说话n后面的t常常省略，属于非正式偷懒发音，演讲、念书时还是要发它的。t在n之前要只发一半变成塞音?，例如certain，发成/s?? n/。电子词典是机器发音还是人读的可以用这个词检验。t在词尾有时发t有时发塞音，有规律可循。这些变音字典里是不标的。。。。。。。。t变喉塞音不是偷懒，正式场合也这么发音。这就像中国古代和现代方言里的入声，你不能说那是偷懒。闽南话有喉塞音，所以我发这样的t毫无问题。。。。。。。。”
美国总统大选早已尘埃落定，但围绕在大选中胜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Donald Trump的中文译名之争则似乎才刚刚开始。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都将美国新当选总统的中文译名统一为“唐纳德·特朗普”，但同时也有一些媒体、网站和学者则一直坚持使用“唐纳德·川普”这一译名。我本人也听到了不少人对“特朗普”这一译名的质疑声，认为中文译名跟Trump的英语发音对不上，“川普”更接近Trump的发音。我也看到过Trump应该译为“川普”而不是“特朗普”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说，从发音来看，“川普”更接近Trump的发音，要是就事论事，不考虑别的因素，现在来译Trump这一名字的话，新华社译名室肯定会把Trump译成“川普”的，但为什么美国新当选总统的名字被确定为“特朗普”而不是“川普”呢？且听我给您慢慢道来：第一，把Trump译成“特朗普”由来已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针对全国的外文译名很不统一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译名要统一，要归口于新华社。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新华社、外交部、军委机关、教育部、中联部等10多个单位派人举行会议讨论统一译名问题。会议商定，首先由新华社制订译音表，并且确立了外文译名要“名从主人、约定俗成”的原则，向全国译名统一迈出了第一步。1956年7月24日，新华社党组决定成立译名组（后更名为译名室），译名组根据各单位参加的会议精神，接连制订了英汉译音表、法汉译音表等各国译音表。随后，外文翻译部决定集中十来个同志制作译名手册。当时，译名组的同志把已有的译名卡片、英语辞典中的外国人名以及各种工具书上的外国人名收集起来，按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打成草稿资料，后经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俗称“英语百家姓”，这是译名走向统一的重要成果。该书于1965年5月第一次出版，后来又历经修改、补充和多次再版，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英语姓名翻译工具书。翻开《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以及后来新华社译名室委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Trump都是译成了“特朗普”。可以说，这是美国新当选总统Trump的中文译名定为“特朗普”的最重要依据。至于译名室的前辈们当初为何把Trump译成“特朗普”恐已无从考证，而且现在看来，当初把Trump译成“特朗普”也确实值得商榷。不过，鉴于这一译名已经使用了50多年的时间，根据外文译名“约定俗成”的原则，这一译名也就轻易不做改动了。关于美国新总统中文译名之争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不少人认为Trump应该译成“川普”，但似乎很少有人质疑Donald译成“唐纳德”是否准确。其实，从发音来看，把Donald译成“唐纳德”，中文译名跟其发音同样对不上。如果现在译Donald这个名字，应该译为“多纳尔德”而非“唐纳德”。但是，Donald长期以来一直译成“唐纳德”而非“多纳尔德”，就像长期以来Trump一直译成“特朗普”而非“川普”一样，这就是外文译名的“约定俗成”原则在发挥作用。也许有人会质问：难道以前做错了的译名就不改了吗？就一直要错下去吗？毋庸讳言，《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当中肯定存在诸多不足和错误，对于其中的一些明显的错误当然应该改正、修订，译名室对此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不过，如果是涉及到一些长期使用的世界政要的译名则必须谨慎，轻易改动则可能引发混乱。众所周知，在译名工作中，“约定俗成”一直是个很重要的指导原则。世界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人物，如英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首相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和Winston Churchill，前一位译为“张伯伦”，后一位译为“丘吉尔”，美国二战时期的总统Franklin Roosevelt译为“罗斯福”，前苏联最高领导人Joseph Stalin译为“斯大林”。当时的译者楞是让这几位外国风云历史人物分别姓了张、丘、罗、斯，在外文译名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如果按照现在的译名规则，是肯定不会这么译的，但依照译名“约定俗成”的原则，在涉及到他们的时候就必须使用一直沿用的名称，否则就让人不知所云了。第二，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中文译名已被我国官方认可和使用。从美国大选拉开帷幕之日起，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就一直使用“特朗普”这一译名。今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式确认美国当选总统Donald Trump的中文译名为“唐纳德·特朗普”。不仅如此，联合国的中文网站，还有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简体中文版）、金融时报这三家西方主流媒体，在它们的中文报道中都使用的是“特朗普”。既然中国政府、中国官方媒体、联合国中文网站、西方主流媒体的中文报道都使用的是“特朗普”，那我们的网站、媒体在报道中还有什么理由不保持一致呢？也许有人会反问：我凭啥非得听你的？我凭啥非得跟着使用“特朗普”呢？在媒体和文章中使用“川普”不行吗？当然，使用“特朗普”还是“川普”属于个人自由，但是，如果在媒体和文章中继续使用“川普”可能会引发报道混乱和读者混淆。我曾经看到过某中文网站的文章中，有的文章用的是“特朗普”，而有的文章则是“川普”，让人看了眼花缭乱，是非莫辩。尤为滑稽的是某报的一篇报道，标题用的是“川普”，文内则用的是“特朗普”，这怎么不会让读者莫衷一是！第三，外文译名的对错有时候并不重要，译名统一才是最重要的。在译名问题上，译名室多年来取得的一点共识就是：译名的对错有时候并不重要，译名统一、避免引起报道混乱和读者混淆才是最重要的。今年2月，中宣部召开了包括新华社、外交部和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专门讨论曾遭到恐怖袭击的法国刊物Charlie Hebdo和美国金融巨头Soros的中文译名问题，我本人也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宣部之所以召开此次座谈会，就是因为媒体报道这两者的译名长期不一致，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重视和关注。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原来，新华社译名室根据外文译名要“名从主人”的原则，把法国刊物Charlie Hebdo译为《沙尔利周刊》（Charlie依据法语发音应该译为“沙尔利”），把祖籍匈牙利的金融巨头Soros依据匈牙利语发音译为“绍罗什”。为了保证这两个译名的准确性，译名室还特地请教了懂法语和匈牙利语的同志，并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肯定。但是，包括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媒体在报道中都一直使用的是《查理周刊》和索罗斯。应当指出的是，把上述两个名字译成《查理周刊》和索罗斯是不对的，因为它恰恰违反了外文译名要“名从主人”这一原则，而是把法国的Charlie和匈牙利的Soros都简单地按照英语译写方式给译成了“查理”和“索罗斯”。但现实情况又是如何呢？当时，与会的多家单位，除了新华社外，都纷纷表示：他们不清楚、不知道《沙尔利周刊》和绍罗什，只知道《查理周刊》和索罗斯。那么问题来了！虽然说译名室把Charlie Hebdo和Soros分别译成《沙尔利周刊》和索罗斯有根有据，从专业技术角度来看无可挑剔，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面对《查理周刊》和索罗斯更为大众所熟知的现实情况，为顾全大局，我主动让步并表态：在译名问题上，译名统一更重要，译名的学术性应该让位于统一性。为了保持译名统一和不引起读者混淆，译名室愿意把Charlie Hebdo和Soros的译名改为《查理周刊》和索罗斯。主持座谈会的国新办副主任郭卫民也指出，《查理周刊》和索罗斯的译名在媒体报道中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这么改也符合译名的“约定俗成”的原则。译名不统一的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出现，但让人遗憾的是，随着我国媒体竞争不断加剧，译名乱象也是愈演愈烈，给译名室的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不过，让译名室人员倍感欣慰的是，译名室的工作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今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央网信办、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发函，要求重要外文译名都要以新华社译名为准。新华社领导对译名室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视，多次在有关国际译名的材料上作重要批示或指示，这都让译名室人员感到了肩上的重担和译名工作的光荣与重要。“路漫漫其修远兮”。译名室全体工作人员始终牢记周总理的教导，不忘初心，肩负使命，为了译名统一，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写了这么多，居然说【译名室的前辈们当初为何把Trump译成“特朗普”恐已无从考证】，其实很简单，就是把Trump错发成t-rump了。”
“土鳖国猪圈主子的那b新闻联播pk美国国会图书馆吗？是特么pk？别扯淡了艹，垃圾堆的jb毛怎么配和老美p个什么k？无非就关起门来自慰一番得了，掏完高潮过后该干啥干啥接着吃了睡睡了吃，还能干啥，玛德土逼寄生虫就这b能耐嘛是不，装个毛啊，跟洋大人面前就一坨屎干嘛非得装得还要跟毛腊肉金太阳一样二五八万的b样，装b成瘾了不？可能还以为鳖国猪圈这奴隶猪仔们都不知道？自慰出了幻觉是个美好的事不。。。。。。”
The real secret to Asian American success was not education. For those who doubt that racial resentment lingers in this nation, Asian Americans are a favorite talking point. The argumen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If “white privilege” is so oppressive —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so hostile toward its minorities — why do census figures show that Asian Americans out-earn everyone? In a 2014 editorial, conservative commentator Bill O'Reilly pointed out that Asian household incomes were 20 percent higher than white household incomes on average. “So, do we have Asian privilege in America?” he asked. Of course not, he said. The real reason that Asians are “succeeding far more than African-Americans and even more than white Americans” is that “their families are intact and education is paramount,” he said. This claim has been with us since at least the 1960s, when it served as a popular rejoinder to the challenges issued b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Many newspapers printed flattering portraits of Asian Americans to cast skepticism on the people marching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justice.“At a time when it is being proposed that hundreds of billions be spent to uplift the Negroes and other minorities, the nation’s 300,000 Chinese-Americans are moving ahead on their own,” claimed a 1966 story i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which noted their “strict discipline” and “traditional virtues.”To the extent that all myths are rooted in truth, this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recognizes a real pattern of Asian upward mobility. A century ago, Asian Americans were known as laborers of the lowest wage. They were ditch diggers, launderers, miners. Yet over the decades, despite poverty, racial violence and widespread discrimination, many Asians managed to clamber up the socioeconomic ladder. Until now, the story of how that happened has been poorly understood.“The widespread assumption is that Asian Americans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disadvantaged, and they wound up advantaged through extraordinary investments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says Brown University economist Nathaniel Hilger. But that's not what really happened, he says. Hilger recently used old census records to trace the fortunes of whites, blacks and Asians who were born in California during the early- to mid-20th century. He found that educational gains had little to do with how Asian Americans managed to close the wage gap with whites by the 1970s. Instead, 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ociety simply became less racist toward Asians. Asian Americans have bee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most of its history. The first major wave of immigrants came in the 1800s, when Chinese laborers flocked to California to help build railroads. Their presence soon stirred up resentments among white Americans. The Chinese Massacre of 1871,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streets of Los Angeles, counts among the largest lynchings in U.S. history. In 1882, Congress passe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which shut the door on the influx of low-skilled Chinese labor. By 1924, nearly all immigration from Asian nations was banned. Despite widespread discrimination, many families remained, settling mostly in California. Opinion surveys from that era show that whites expressed extreme prejudice against both Asian and African Americans. Asians also lived in segregated neighborhoods and often sent their children to segregated schools. To survive, many opened their own businesses because no one would employ them. Hilger’s research focuses on native-born whites, blacks and Asians to rule out the effects of subsequent immigration. In 1965, changing laws ushered in a surge of high-skilled, high-earning Asian workers, who now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Asian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But even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ose highly educated immigrants, the Asians already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more or less closed the wage gap with whites. At the time of the 1940 census, Hilger found, California-born Asian men earned less than California-born black men. By the 1970 census, they were earning about the same as white men, and by the 1980 census, the native-born Asian men were out-earning white men. Throughout this time, many Asian American families did invest, increasingly,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But Hilger discovered that the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ere too modest to explain how Asians' earnings grew so fast. The picture became much clearer when he compared people with similar levels of education. Hilger found that in the 1940s, Asian men were paid less than white men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schooling. But by the 1980s, that gap had mostly disappeared.“Asians used to be paid like blacks,” Hilger said. “But between 1940 and 1970, they started to get paid like whites.” The charts below shows average earnings for native-born black, white and Asian depending on how much education they had. In 1980, for instance, even Asian high school dropouts were earning about as much as white high school dropouts, and vastly more than black high school dropouts. This dramatic shif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Asians accruing more education. Instead, Hilger points to the slow dismantling of discriminatory institu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 softening of racist prejudices. That’s the same the explanation advanced by economists Harriet Orcutt Duleep and Seth Sanders, who found tha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sian Americans not only started to work in more lucrative industries, but also started to get paid more for the same kind of work. In other words, the remarkable upward mobility of California-born Asians wasn’t about superior schooling (not yet, anyway). It was the result of Asians finally receiving better opportunities — finally earning equal pay for equal skills and equal work. Why couldn’t African Americans close the wage gap? It’s hard to say. Hilger found some evidence that there were underlying differences in skill. Between Asians and African Americans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schooling, African Americans tended to achieve lower scores on military enlistment tests during the 1940s. But it’s also likely that postwar racial attitudes shifted differently for Asians than for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1850s, newspapers in California complained that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the dregs of the laboring class, having “most of the vices and few of the virtues of the African.” Yet by the 1960s, attitudes had completely flipped. Journalists praised Asians for being hard workers who cherished education, kept their heads down and rarely complained.“Still being taught in Chinatown is the old idea that people should depend on their own efforts — not a welfare check — in order to reach America’s ‘promised land,’” the 1966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rticle said. Since then, waves of high-skill immigration have further cemented the stereotype of Asians as a studious, well-off demographic. Highly educated parents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become highly educated, compounding the advantage. About half of Asian Americans over the age of 25 now hold college degrees, compared with only 28 percent of Americans overall. Hilger's research found that 50 years ago, Asians were held back primarily by lack of opportunities. Now tha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s has lessened somewhat, the Asian edge in education is apparent: Average incomes among Asians Americans are higher because Asian Americans have higher rates of college attainment. (To be clear, we are talking about averages only. As a group, Asian Americans have considerable socioeconomic diversity.) But if we take a page from Hilger and focus on people with similar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the residual disadvantages become clear. Asians actually earn 5 percent less compared with whites who also have advanced degrees — while blacks and Hispanics earn 20 percent less. This is one of several problems with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Here’s another.) Many people hold up Asian Americans as proof that hard work and education leads to success no matter your skin color. On the contrary, these statistics show that being a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ten means working harder to earn less. More education will help close racial wage gaps somewhat, but it will not resolve problems of denied opportunity. In fact, rec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income disparities are growing at the very top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According to an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port from Septemb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a white college graduate earns and what a black college graduate earns has widened since the 1980s. Emphasizing the power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lso obscures the barriers that remain. Despite the complaints of Stephen K. Bannon,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alt-right adviser who’s a darling of white supremacy groups, it is simply false that “two-thirds or three-quarters of the CEOs in Silicon Valley are from South Asia or from Asia.” Even among technology companies, which hire a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Asian workers, Asians are vastly underrepresented in upper management. Yet,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makes a statement like Bannon's feel true to many. Asian Americans — some of them at least — have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them wasn't that they studied hard, or that they benefited from tiger moms or Confucian values. It's that other Americans started treating them with a little more respect.
第一语言对未来语言学习影响究竟有多大？一项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新研究表明，我们学习的第一门语言将影响我们对往后所有语言的感知，哪怕你已然全部忘光。加拿大科学家发现，第一门语言会在大脑中形成特定模式，而这种模式或许永远不会消失。即便这第一门语言的所有知识都已在你的记忆中烟消云散，但这种大脑的“锁定”影响却依旧显着。在接下来的一生中，它都将影响我们对往后语言的感知听闻方式(包括声音和词语)。我们的大脑好像被固定在一种特定的构造中，或是被调在一种特定的语言里。麦吉尔大学和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院的科学家对三组青少年进行探究：第一组青少年只说法语；第二组青少年能流利地说法语和中文；第三组青少年在婴儿时期懂中文，之后被人收养，如今只会说法语。在伪法语单词呈现时，研究人员用核磁共振扫描来监控他们的大脑活动。有趣的是，双语被试和以前懂中文的单语被试“亮起”了同一片大脑区域。对于那些很小的时候懂中文、但现在只懂法语的人而言，他们的大脑和双语者有着同样的语言词汇处理方式。研究人员认为，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是如何学习语言，以及这个过程是如何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发生改变的。研究人员Lara Pierce表示：收养儿童有着十分有趣的背景，他们出生时暴露在一种语言环境中，随后在很小的时候便彻底和那种语言断绝联系，进入到了另一种语言的收养家庭里。从语言发展角度看，这非常有趣，我们得以探究婴幼儿时期的语言发展对随后的语言处理有什么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果不受持续暴露在那种或多种语言下的干扰。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婴儿时期学习一门语言如此毫不费力，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大脑已经被“设定”在了一种特定配置中。正如Pierce所指出的，婴幼儿十分善于挑选出帮助语言学习的词汇，而不去理会其它声音——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这种技能。
企图培养优秀的双语儿童？国外大量针对移民的实验试图印证青春期前存在习得语言的“关键期”。例如 80 年代末一个针对母语为汉语和韩语的美国移民的研究，发现其语法测试成绩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只有 3 至 7 岁到达美国的被试者，其测试成绩与非移民没有显著差异。后续研究亦证实，个体所处的第二语言暴露程度（二语环境）与其第二语言的掌握水平正相关。不过，几十年来，“关键期”具体在哪个年龄并无统一说法。有语言学家认为，二语的习得效率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并不存在明确的临界点。更何况语音、词汇、句法学习等不同的语言模块的“关键期”年龄也可能不同。但即便是“关键期假说”的反对者，也并不否认一个事实：越早开始第二语言的习得，就越可能在语言能力，尤其是“发音准确性”上获得优势。潜在影响语言学习状况的具体因素很多。除了“尽早开始学习”之外，另一个可控的主导因素是学习者在语言中的暴露强度。怎样才能让幼儿对英语的掌握达到双语水平呢？研究双母语（Bilingual First Language）的学者，一般将三岁左右视作区分“双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的标志。三岁后，由于幼儿意识中的基本语言系统已经形成，此后即使暴露在一种新的语言环境下，幼儿势必会受到已有母语的影响，其第二语言也只是接近而并不能达到母语水平。此外，成为双母语者，对幼儿在两种语言中的暴露强度都有要求。语言学者曾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英—法双语社会）进行实验。被试儿童在 6 至 20 个月不等时开始暴露于双语环境，他们与英、法语单母语的儿童一同参加语言水平测试。研究后发现，只有在一种语言的暴露程度高于 40%时，语言能力才与单母语儿童不存在差异。根据这个实验，只有一个孩子在 3 岁以下的时候开始双语教育，且暴露在英语中的程度不低于 40%时，才能算作英语母语。自小上汉校，从而精通汉语的少数民族更像是生长在西方的汉族中国人，而汉语环境下的英语教育则远不能及，更不要提“双母语”：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从 2 岁开始就一直暴露于 40%的英语环境，这样严苛的要求，家长们也不敢指望。如果中国家长真能找到像“民汉合校”那样的理想学习环境，恐怕多数还是会望而却步，毕竟“民汉合校”出来的少数民族孩子，母语的读写能力普遍较为低下。
为什么掌握两种语言的人更聪明？YUDHIJIT BHATTACHARJEE 2016年12月7日。编者按：我们重新刊出这篇旧文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学习第二语言会如何改善人的思维方式。在越来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会说两种，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实际好处颇为明显。但近年来，科学家开始证明，双语能力能带来更加根本性的优势，不只是可以和更多人的交谈那么简单。事实证明，双语会让人变得更聪明。它会对大脑产生深远的影响，提升和语言无关的认知能力，甚至能预防老年失智症。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双语能力的看法和对它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长期认为，从认知上来说，第二语言是一种干扰，会妨碍孩子的学业和智力发展。他们认为它是一种干扰没有错：大量证据表明，对一个双语者来说，即便只使用其中一种语言，他大脑里的两个语言系统也都是活跃的，进而造成一个体系妨碍另一个体系的情况。但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干扰与其说是一种障碍，比如说是隐性的幸运。它会迫使大脑化解内部冲突，让思维得到锻炼，而这种锻炼又能够增强认知能力。比如，双语者似乎比单语者更擅长解决某些类型的智力题目。在心理学家埃伦·比亚利斯托克(Ellen Bialystok)和米歇尔·马丁-李(Michelle Martin-Rhee)于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双语和单语学龄前儿童被要求将电脑屏幕上蓝色的圆形和红色的正方形分别放进两个数字箱里——一个有蓝色正方形标记，另一个有红色圆形标记。在第一项任务中，孩子们必须根据颜色对图形进行分类，把蓝色的圆形放进标有蓝色正方形的箱里，把红色正方形放进标有红色圆形的箱里。完成这项任务时，两组孩子都比较轻松。接下来，孩子们被要求根据形状分类，这项任务更难，因为它要求将图形放进标记的颜色和图形颜色冲突的箱里。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双语孩子的速度更快。来自大量这类研究的证据共同表明，双语经历会提升大脑所谓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一个命令系统，指挥我们用来规划、解决问题和完成其他各种各样对智力有要求的任务的注意力过程。这些过程包括忽略干扰、保持注意力集中、随意转移注意力和在脑海中储存信息——如一边开车一边记住一连串的方向。为什么两个同时活跃的语言系统之间的争斗会改善认知的这些方面？直到最近，研究人员还认为双语优势主要来自抑制能力。它可以通过压制一种语言系统得到锻炼：这种压制被认为有助于训练双语者的大脑在其他情况下忽略分心的事物。但这种解释似乎越来越不充分，因为研究表明，甚至在不要求具备抑制能力的任务上，双语者表现得也比单语者更好，比如用一条线将页面上随机分布的数字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连起来。双语者与单语者之间的关键差别或许更为基本：观察环境的能力更强。“双语者不得不非常频繁地转换语言——可能用一种语言和父亲对话，用另一种语言和母亲交流，”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Pompeu Fabr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阿尔贝特·科斯塔(Albert Costa)说。“它要求像我们在开车时观察周围环境一样追踪四周的变化。”在一项对比德语-意大利语双语者和意大利语单语者在观察任务中的表现的研究中，科斯塔和同事发现，双语实验对象不仅表现得更好，而且观察时使用的大脑相关区域的活跃程度较低，这表明他们的观察效率更高。双语经历对大脑的影响似乎会从婴儿时期一直持续到老年（有理由认为这可能也适用于在生命的后期学习第二语言的人）。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国际高级研究学院(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的阿涅斯·科瓦奇(Agnes Kovacs)对比了从出生就接触两种语言的七个月大的婴儿，和在一种语言环境下长大的同龄婴儿的表现。在最初的一组试验中，婴儿先听到了一段音频提示，接着在屏幕的一侧发现了一个木偶。两组婴儿都学会了在想看木偶时，看向屏幕的那一侧。但在后来的一组试验中，当木偶开始出现在屏幕上相反的一侧时，接触双语环境的宝宝很快便学会了将期望的眼神转向新的方向，而其他宝宝却没有。双语能力的影响还会延续到暮年。在最近对44名老年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神经心理学家塔马·高兰(Tamar Gollan)为首的科学家发现，双语程度更高——通过每种语言的相对熟练水平来衡量——的人比其他人更能防止失智和其他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症状出现：双语程度越高，出现的时间越晚。从来没人怀疑过语言的力量。但谁会想到，我们听到和说出的语句可能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话痨”家长教出聪明宝宝？蒂娜·罗森堡2013年4月20日。当一个出生贫寒的宝宝年满一周岁时，在说话、理解和学习能力方面，她可能已经全面落后于出生中产阶层的孩子。穷孩子和富孩子之间的鸿沟在逐年拉宽，到了高中阶段，鸿沟就将成为深渊。美国人试图在学校弥合这道裂痕，但这种尝试总的来说完全失败了，现在一种共识在逐渐形成：早在孩子上学前——早在他们进学前班甚至出生前，就该开始这种尝试。不过，对于应采取哪些形式的尝试，人们仍未达成共识，这是因为对于问题本身现在也并未达成共识。贫穷会怎样限制一个孩子学习的能力？研究人员们已经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这个问题：是因为孩子接触了铅？是因为个性问题，比如缺乏自制或无法理解行为带来的后果？是因为压力荷尔蒙过多而带来的影响？是因为缺乏读书的环境？不过，现在另外一种想法在渐渐潜入政策讨论的范畴：那就是早期学习的关键在于说话——具体而言，孩子从出生到三岁时，听到父母或照看者说的话越多，效果就越好。有证据表示，父母给孩子说的那些听来非常搞笑的话——摸摸泰迪熊熊的鼻子！好软好软！小汽车嘀嘀嘀，看，这辆车车是黄色的！宝宝肚子饿了吗？妈咪现在就把冰箱打开哦！——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把智能手机拿开吧！）这个想法已经在小规模验证了几次，而今即将在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进行首个大规模测试，该市上月击败了其他300座城市，以这个绝妙想法赢取了500万美元的布隆伯格慈善市长奖(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Mayors Challenge)。在普罗维登斯市，每三个入读幼儿园的孩子里，只有一个对阅读做好了准备。这座城市已经建立了一个成功的项目网络，护士、导师、治疗师和社工会定期访问孕妇、新父母和家中的孩子，进行医护服务，提供建议、治疗、咨询及其他帮助。现在普罗维登斯正在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训练，让他们掌握一项新服务：创造家庭谈话氛围。这个所谓的“普罗维登斯谈话”(Providence Talks)项目，其理论基础是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的贝蒂·哈特和托德·R·里斯雷(Todd R. Risley)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儿童日常体验中意义深远的差距》（Meaningful Differences in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Young American Children，点击此处阅读书摘）。哈特和里斯雷当年研究的是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父母会如何跟他们的宝宝谈话。每个月，研究者都会造访参加试验的42户家庭，并录下一小时亲子互动的内容。他们要从中了解这些问题：父母有多少次表扬了子女，他们之间谈些什么，谈话的基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接着，等到受访的孩子长到九岁时，他们会了解这些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与此同时，他们记录并分析了录下来的每一个词——这个过程就花费了六年之久。“直到我们完成数据收集工作时，这才意识到不同的父母跟孩子对话的单词量构成了巨大的差异，”里斯雷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所有家长都会给孩子下达指令性的要求，比如“把玩具拿开！”或“这东西别吃！”但是，对于那些领救济金的家长来说，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也许就止于此了，而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越高，互动就越有可能会进一步进行下去。两者之间的差别令人惊异。那些靠救济金度日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只能听到约600个单词。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听到1200个单词，而父母是专业人士的孩子，每小时可听到2100个单词。到了三岁时，出身贫寒的孩子相比出身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在家庭环境中要少听到3000万个单词。而这种差别至关重要：在三岁前，孩子从父母或抚养人那里听到的单词数目越多，其智商就越高，在学校的表现也越好。听电视上的人说话则是有害而无益的。哈特和里斯雷后来在研究中写道，孩子的语言发育水平一旦开始与父母的水平持平，就开始维持在一条水平线上——所以语言的缺陷会世代传递下去。他们发现父母对女儿说的话要比对儿子多（这也许是因为女孩子更擅长交际，或者是因为妈妈承担着养育孩子的大部分工作，而家长倾向于跟同性别的孩子说更多话）。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出身贫寒的男孩子在学校里碰到的麻烦格外多。这两位研究者还认为，语言使用跟学业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来自领救济金家庭的孩子成绩远比出身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差，这完全是因为父母跟子女说的话太少。换句话说，如果人人都能跟家中的幼儿说等量的话语，就不会存在任何种族或社会经济方面的鸿沟了。（也有些研究者说，尽管说话量极其重要，但并非唯一因素。）尽管我们知道，较为富有、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比起较穷、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跟孩子说话更多，但个中原因并不清楚。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副教授梅瑞狄思·罗维(Meredith Rowe)给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她发现那些家境贫寒的女性根本不知道跟宝宝多讲话有多重要——没人告诉她们这个重要的儿童发育研究报告。较贫困的妈妈往往会通过亲友来寻求育儿方面的建议，而她们的亲友并不会提供最新鲜的研究数据。而中产阶级的妈妈们则不一样，她们至少可以通过图书、互联网和期刊来得到部分育儿资讯。跟宝宝说话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它看似是一种本能，时则不然。如果你从未读过哈特和里斯雷的著作，还有人和你一样——你也许会想，这是为什么？他们的发现原本应该制造一场政策旋风：它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来减少学业表现的不平等现象，而这种方式看来是切实可行的。说服贫穷的父母多跟家里的宝宝说说话，这何难之有？结果人们发现，这真的非常困难——因为找不到一种实用的方法来衡量父母究竟说了多少话。每一个小时的录音都需要花费数小时来记录整理：要区分在孩子身边冒出来的一句话究竟是父母，是孩子本人，是孩子的兄弟姐妹，是家中别的人，还是电视里说的，并要数清说了多少个词。这实在是所费不赀。“研究人员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问家长，他们是不是说了很多话，”研发治疗语言发育迟缓技术的莉娜研究基金(Lena Research Foundation)语言研究主管吉尔·吉尔科森(Jill Gilkerson)说，“但你需要一个客观的评价。让人们在没有任何参照点的情况下去观察自己的行为，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在没有客观衡量标准的情况下，那些确实进行了新的尝试的家长，也就无从了解这些办法是否有用。如此一来，哈特和里斯雷的研究也就丧失了活力。莉娜（Lena指代的是Language Environment Analysis，即语言环境分析）研究基金研发的技术和测量方法，让两位研究者的发现重获活力。孩子穿上一件有特制口袋的衣服，口袋里放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录音机，可以连续录16小时——这个时间长度足以让家人忘了录音机的存在，进行正常交谈。语音识别软件进行接下来的分析，这款软件能甄别并计算说话的字数，计算对谈频次（一方说了什么，另一方回应），并过滤背景噪声和电视声。在保护隐私方面，录音机可将谈话加密，在数完说话字数后删除对话，而且家人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按下“删除”按钮。莉娜的系统在五年前应运而生，而今已在约200所大学和研究型医院中使用——使用者包括失聪儿童、孤独症儿童和其他发育正常的儿童。该系统的首批研究报告现在开始陆续发表。与“普罗维登斯谈话”项目联系最为紧密的研究，是分别由两位研究者进行的。吉尔科森将录音机分发给了120个家庭，他们使用该仪器，并在接下来十周里每周看一次报告。在这些家庭中，有27户收入低于社会基线水平。在没有予以辅导的情况下，在十周测试里，他们的日均谈话字数从约8000个增长到1.3万个——增幅为55%。（该研究已在一次会议上发布，但并未在期刊上发表。）一项更新的研究则由达娜·苏斯金德(Dana Suskind)完成，她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儿科人工耳蜗植入医生，创立了该大学的“3000万词项目”(Thirty Million Words project)，受试者是芝加哥的17个保姆。这些保姆参加了一个讲习班，了解讲话的重要性和增加说话量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莉娜的录音机。接着她们在六周里，每周使用一次录音机。苏斯金德发现(PDF)，保姆们说话的单词量增长了32%，对谈频次量增长了25%。苏斯金德还进行了一次随机对照试验，受试者是芝加哥南城的低收入母亲们，文章尚未发表，但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她说在试验已经结束时，家长们还问她，能否继续得到有关说话词汇量的报告。以上这些都是小型、短期、范围受限的试验。苏斯金德说：“说我们能改变成人语言行为是一回事，而证明这种改变可持续、并能影响孩子的前程，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普罗维登斯市有了财力支持，现在目标可以放得更远大些。据市长安赫尔·塔维拉斯(Angel Taveras)介绍，该市计划在2014年1月征募参试家庭，希望未来每年可新招募2000户家庭。项目较有可能跟以往已证明成功的家居访问项目，比如“护士-家庭伙伴”(Nurse-Family Partnership)合作开展。来家庭拜访的工作人员需要向育有幼儿的贫穷家庭演示录音机的操作方法，并请他们在每个月里抽一天时间，录16小时音。每个月，工作人员都将和参试家庭分享录音测试结果，并探讨跟孩子多说话的方法：你是怎样跟宝宝形容你度过的一天的？跟宝宝进行亲子阅读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也将在一起讨论社区的各种资源，比如图书馆的朗读日。接下来则会与参试家庭约定下个月的目标。该市还希望征集一些家长，作为同伴教育者。塔维拉斯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原籍多米尼加共和国，他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项目，是因为“开端计划”（Head Start，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儿童早期发展计划，为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健康、教育、营养等综合服务——译注）在他本人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在读哈佛大学(Harvard)时，他发现室友和几个朋友小时候也都加入过“开端计划”。他说：“这个计划确实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有关教育鸿沟的研究从某些方面来看，确实非常惊人。但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对此加以改进。我们有机会能将跑道铺平。”蒂娜·罗森贝格(Tina Rosenberg)曾凭借《鬼怪之地：面对共产主义之后的欧洲幽灵》(The Haunted Land: Facing Europe's Ghosts After Communism)一书获得普利策奖。她是《纽约时报》的前社论主笔和撰稿人。她的新作为《加入我们吧：同辈压力如何改变世界》(Join the Club: How Peer Pressure Can Transform the World)和二战间谍小说《D for Deception》。
写好英文有多难？四年前的现在，我还坐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十指飞快地在键盘上进行着备考GRE的作文练习。Issue和Argument的几百个题目已经在心里都过了一遍，脑子里充斥着各种“精华模板”——碰到什么类型的问题，要用什么句式来答；用什么句式开篇，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怎样明确地在文中列出一二三，让考官一眼就看出我的论点和论据？在那个时候，英文写作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套公式。有几句常用的模板，有几个万能的例子，拼装组合一下打出来，就是一篇作文了。6月份GRE考完后，因为Argument里的论点完全论证反了，作文成绩非常不理想。几个月后的托福，作文却拿了满分。这样的起起落落，让我觉得英文写作愈发扑朔迷离。什么是好的作文？怎么能写出别人那样活色生香的文章来？英语文章的好坏在我自己心里全无准绳。由于那时还没有开始系统地阅读英文的新闻报道和长篇幅的文学作品，连可参考的范式都很有限。如果那时你告诉我，以后我会成为一名用英文写作的自由撰稿人，我肯定以为你在开玩笑。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上周读查建英女士的英文书《弄潮儿》(Tide Players)时，简直如遇知音：她说自己刚从北大毕业到美国念研究生时，连肥皂剧的英文俚语简称是“soap”都不知道；却在十几年后写了她第一本英文书《中国波普》(China Pop)，讲的正是肥皂剧和小报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当代文化。这种转变令她自己也觉得不可置信。系统地开始英文阅读，是提高英文写作的第一步。非英语母语的人用英文写作，最大的障碍可能不是逾越语言壁垒，而是以英语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思考和写作。如果只是把我们习以为常的中文表达翻译成英文，比如写“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字面上是没有错，但是别人读起来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白头山天降伟人”一样。与中文写作相比，英文写作会少很多主题式的表达，而是通过人物、细节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描述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和辩论有些像：如果你有一个论点，必须要跟上相关的论据，人物事例也好、数字趋势也好，否则光喊口号是无法说服读者的。要完成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最快的办法莫过于读英语社会中最流行的书，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书代表着社会的思考方式和方向。我一度以《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为参考，按照非虚构类图书的排名来读。大约在大三结束的时候，我才开始系统阅读。刚入手时很困难，读得很慢，读一页大约要3分钟，一天读上个30页就觉得很累，而且读到后面的时候感到自己只是在读字面意思——明白每个单词说的是什么，但是作者想表达的东西已经淹没在弯弯曲曲的英文字母里了。后来我改变了读书的策略，只挑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发现好奇心的驱使可以降低甚至消除英文阅读带给我的疲倦感。我始终记得《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和《超级魔鬼经济学》(Super Freakonomics)这两本书，它们所讨论的社会话题之有趣，细节佐证之丰富，让我完全忘记了在用非母语的语言阅读：学校老师和相扑选手的共同之处、为何毒品贩子还住在家中、为什么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需要购买人寿保险……在读完这两本后，我又紧接着读了原《华盛顿邮报》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三本作品《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异类》(Outliers)和《决断一瞬间》(Blink)，同样是用让你惊诧的小细节分析有趣的社会问题——他梳理了成功人士中在1960-1970年间发迹的一代，包括披头士和比尔·盖茨，并分析为什么说所处的年代，而非智商，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可以说，这五本书几乎消除了我对英文阅读的恐惧感，我在陌生的语言国度里终于和中文阅读能带给我的快乐相逢。但是阅读仅仅是第一步。我相信在任何的学习过程中，“输出”都比“输入”更能确认你学到了某样东西。我开始在阅读的过程用荧光笔标出我喜欢的句子（是的，就是那种用真正的笔在纸上画出重点的传统方式），并在完成每天的阅读量后凭记忆将这些句子在电脑上打出来，供日后参考。完成一本书后，我会随性地写500字左右的总结，确认自己真正读懂了这本书——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自己以为印象深刻的内容，在合上书不久后，就不记得了。这时如果翻阅读书笔记，就会帮助夯实作者的观点和写法在你脑海中的印象。不过在今天，我的阅读已经基本用Kindle电子书来完成，这样的阅读笔记我已经不再做了，取而代之的是和书友口头交流书的内容，以及通过Kindle高亮的方式保存我认为重要的观点。书读得丰富一些，自然会有书写的冲动。很多时候人不表达，是因为没有什么好表达的以及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读书在开启人思维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生活观察的敏锐度，加强了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欲望。写作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你也许会发现，那种用人物、故事、细节表达观点的方式可能已经潜移默化到你的心里。关于写作，对于初始者的一个建议是：从500字的短文开始。和学术论文相比，500字很少，但是如果你想表达一到两个观点，500字已经足够论证。这样的篇幅，不会让人感到害怕，同时又是为更长篇写作打基础的合适长度。选择一到两个具体的观点，通过事实、引语、数据等方法进行论证，然后和英语为母语的朋友（或者学校里为国际生准备的语言辅导员）切磋句法和语法，反复雕琢。我第一次为英语的期刊撰稿时，是给《世界政策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写一篇3000多字关于中国农民工和城镇化的稿子。编辑刚刚告诉我他期望的长度时，我吓了一跳，从来没写过那么长的稿子！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就当成三个1000字来写”——那时我真庆幸自己已经经过了一些500到800字写作的训练。另外关于训练本身——真的只有多写。阅读是必要的敲门砖，但是没人能只凭读别人的好作品就成为优秀的记者或者作家。精妙的词汇和简洁的结构，只有从反复训练中产生。而且克服对写作的恐惧，也只有不断写作这一条路而已。有许多个夜晚，我也对着电脑屏幕的一片空白感到愁苦万分，怎么落笔？怎么开篇？能做的只有先硬生生敲下一些字，然后再做改良。如果连字都敲不下，精雕细琢也无从谈起。不过说到底，文字只是思想的一种呈现。GRE作文的模板，实际上不过是我们教育体系中一个看不见的“模板”的具体形式。我们喜欢猜“正确的答案”，喜欢猜得分点，喜欢猜老师想看到什么内容，喜欢套前人成功的样式，唯独忘记了我们内心真实的表达，原创的观点。就我个人和周边朋友的经历来看，英语考试和日常表达中，中国学生往往是阅读能力和听力胜过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英语表达本身，而在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阅读和听力，是“输入”别人的观点，自己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消化；口头表达和写作，是“输出”自己的观点，需要更为完整的逻辑过程和自圆其说的能力。在美国的课堂上，尤其是文科的课堂上，我从来没有听教授对学生说“你说的不对”——就算是再荒诞不经的想法，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教授和同学都会给予鼓励，甚至认为这名学生有很强的创造性。再退一步，教授可能会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还有一种角度……”从而将课堂讨论引向他（她）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教育，不会批判某一种观点，因为观点总是主观的，只要你能捍卫自己的观点，就会有人赞同你的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会被鼓励自主思考，甚至强迫自己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思考，让自己同时对多种观点保持开放的态度，并拥有捍卫任何一种观点的能力——这样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和思考能力的提高，是接受中国大陆教育的学生在提高英文写作中最根本的挑战。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而已，是你思想的载体。在纽约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不少活动，听到操着不同口音、有着不同英文熟练程度的人演讲或者座谈。无一例外地，最吸引别人的是讲话人讲话的内容。无论语法多么糟糕，或者口音多么重，如果讲话人有独特的经历和想法，照样能把台下以英语为母语的观众吸引得牢牢的。相反，我也见过许多美音发得漂亮极了的、但是内容空洞无物的演讲人。活动结束后，观众之间会耳语：“你觉得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吗？”换成写作，道理是一样的。语言总有你的编辑或者教授帮着润色——即使写得不如母语者那般精妙流畅，也总带有中国味道的写作特色。但是观点只能源于你自己：在落笔之前，你用力思考了吗？
流派之争。语言教学上历来有两大流派——交际派和语法派。前者重听说能力，讲得是实用；后者重阅读，讲得是练习和语法。虽然作为教材，都会力争兼顾二者，但总会有所倾向的。国内的教材大都属于语法派的，而国外的教材大都属于交际派的。如何取舍，看个人的情况了。。。。尽可能“心译”接触到的东西，如一闪而过的广告，偶尔听到的话语等。。。。颤音：/r/有人说这个音是法语里面最美的。现代法语里面通常发小舌擦音，各地的发音方式略有不同；少数地区和少数情况下也用小舌颤音。有少数法语区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部分非洲国家和法国南部少数地区也有仅使用大舌音。小舌即医学上的悬雍垂，大舌即舌。。。。单词末尾的辅音字母通常是不发音的，除非其后跟的有元音字母或同一个辅音字母，例如“paquet”、“pas”、“las”结尾的“t”和“s”不发音）。但是，这些辅音字母在联诵或者连音中可能发音。以不发音的的辅音字母结尾的法语单词后面紧跟一个元音开头的单词并且与之位于同一个节奏组中的时候会发生联诵，同样情况下如果前面的单词以辅音结尾，则会发生连音。哑音和嘘音主要分别为哑音开头的词其读音和写法变化和元音开头的单词一样，而嘘音开头的单词的变化则和辅音开头的单词一样，即不能连读，不能省音等。
向“哑巴英语”宣战？有必要吗？RICHARD 2012年9月4日。俄亥俄州阿森斯—对于这里的几百名成年男性和女性来说，“工作”也可能意味着把手指伸进人类口腔模型、尝试在说话时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舌头，或者在上下楼梯时自言自语。他们是俄亥俄大学的外国研究生，每天要花上两个小时学习如何说话，以便让他们的美国同事和学生能听懂。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个项目上要花超过一年的时间，而且他们只有在得到英语导师的认可之后才能被允许教课。研究型大学的几百万校友都会抱怨这个问题：来自海外的硕士或博士候选人在这里担任教学助理的工作，而本地的本科生很难听懂他们的口音。很多大学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比往年更好的解决方式。俄亥俄大学的“英语语言改善计划”(English Language Improvement Program)的主管道恩·毕考斯基(Dawn Bikowski)表示：“这些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都很优秀，但美国人很难听懂他们的英语，需要花很多功夫。”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指出，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六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国外——在约30万的留学生中，将近半数来自中国和印度。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生中，外国学生的比例接近五成。那些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来的学生的情况往往和刘星伯一样，她是营养学的一名研究生，说几乎一辈子都在上英语课：“但是我们只学习如何读写， 还有在笔试时如何选择正确答案，”她说。至于很多印度或非洲学生，他们的正规教育大都是用英语授课的，而且也经常说英语，只是他们的口音让美国人很难听懂。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英语语言计划”(English Language Program)的主管詹姆斯·迪尔尼(James Tierney)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人们对此愈发重视了。”他不仅担心外国人作为学生和教师的能力，而且还有“他们毕业时在就业市场中能否具备和本地人同等的竞争力”。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英语语言计划”的主管茱莉亚·摩尔(Julia Moore)表示，研究生需要得到特殊的关注，因为他们在和“说本国语言的朋友、同事、室友，甚至是指导老师”在一起时，接触美国教育和文化的机会就更少了。研究生们除了要接受语言教学外，西北大学还让他们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关于美国语言和文化的暑期沉浸式课程。在某些情况下，大学的行动还会受到政治的驱动。根据全美州议会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的规定，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宾西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州都有相应的法案，要求讲师的表达清楚易懂。在过去十年中，很多其他州也采用了类似法案。申请美国大学的外国申请者都必须提交证明英语能力的标准考试成绩。在前不久，“标准考试”几乎都是笔试。但是大学官员表示，加入口试部分的考试更能体现申请者的口语能力。最为美国院校公认的英语考试托福（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简称Toefl）在2005年改为在线考试之后增加了口试部分。出题机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表示，目前98%的人参加的都是在线考试，其中包括了听力和口语。教授们表示，另一项进步就是出现了一些更加复杂的用于分析和评判语音的软件程序。三年前出现的一个名为“NativeAccent”的应用软件，已经被超过100所大学采用。学习教学技术学的印度研究生布里朱·坦卡昌(Briju Thankachan)已经使用了NativeAccent几百个小时。这个软件可以把几百个发音问题分割成独立的部分，甚至能显示在发出每个声音时如何在口腔中定位的动画。坦卡昌的妻子贝琪·J·布里朱(Betsy J. Briju)是植物生物学的访问助理教授，她说：“每天早上我都能听到他在电脑前一遍遍地重复发音，而且我能听出来他正在进步。”但理解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是俄亥俄大学这样的拥有非常强大的改进计划的学府，本科生也表示遇到过很难听懂的教学助理。来自芝加哥的大二学生凯伦·马丁内斯(Karen Martinez)说：“过一阵子之后你会更容易听懂，而且他们也愿意再说一遍，但还是很麻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就开始努力解决口音问题了。他们会在每个外国学生刚来时就评估英语口语能力，每年有大约300个学生会参加语言学系提供的语言改善计划。在课堂上，学生们学习把词句断成一个个单独的声音，强制他们形成一种意识，知道在发某个音节时口腔里每个部分的位置。导师也会用手扳着他们的脸，把他们的舌头固定到位。学生把句子分拆，来学习节奏、重音、停顿、升调和降调——这些元素所传递的信息和词语本身一样多——此外还要通过跳台阶和其他体育运动来帮助强化发音技巧。“很多人在来这里之前完全没学过语调，”语言学系的讲师拉腊·华莱士(Lara Wallace)说，“所有句子说出来都是单一的扁平的语调，更难听懂了。”学生们被安排在计算机实验室做练习，除了借助一款口语分析软件之外，还有——也许是最不受欢迎的练习方式——录下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视频。他们必须要逐字录制录音材料，每一次停顿、错误的开头、重复，或者赘字都会被忠实地记录下来。“我对这个是又爱又恨，”24岁的社会学系学生何轩（Xuan He，音译）表示，“每次我都觉得自己说的话听起来很傻，但是这方法很管用。”
为了孩子的自由，请先忘记你的道德感？写骑鲸之旅的绘本笔记后，经常有爸爸妈妈问我，我孩子8个月（或者1岁、18个月）了，有什么非读不可的书？按我一路走来的浅薄经验，我觉得在最早期选择亲子共读绘本时，大家可以轻松些。就好像孩子学说话从单词开始一样，最早期的绘本，和宝宝们交流最基本的生活常识，最基本的情感，最基本的动作。近似俄罗斯方块刚开始时稀稀疏疏下落的五颜六色的方砖，也许宝宝们时而喜欢时而不喜欢，也许无用，但总不会出大问题。但是，当“砖块”形成壁垒，单词组成表达实义的句子，亲子共读进入“必须给予经验”的阶段，就需要非常谨慎。绘本——不，可以说，哪怕语句最繁复的书本都有太多留白。当亲子共读进入“有情节的故事”，对父母来说，这个添砖加瓦的过程更映射和凸显你的内心。我经常分不清，什么时候该悬崖勒马地闭嘴，让孩子自己自我领悟；什么时候该关键时候推进一把，让我们的旅行更深入幻想王国。什么时候该屏蔽自我经验，不给他们的自由设限；什么时候该呼唤自己所有的人生洞见，向他们敞开胸怀：“即使我经历了那么多岁月，却仍然和你站在一起，对世界满怀爱意。”回到绘本本身，在共读中，很多时候父母读给孩子的，不是“太少”而是“过多”了。我们背负太多道德和经验，背负太多以往受到的欺骗、生活留下的怨言在读书。我曾经看到有人在绘本《妈妈的红沙发》购买记录下留言，说：“这个沙发的颜色太俗艳了！而且妈妈画得也不像正经女人。”还有人指责《野兽出没的地方》：“孩子生气时还引导他做野兽，这种书太可怕了。”这样留言的人，我几乎能想见他们一面共读，一面对孩子耳提面议，谆谆教诲做人的道理，对绘本进而对家庭、对社会义愤填膺的样子。当你抱着这样的偏见和情绪时，请马上暂停亲子共读下去，放你孩子耳根清净地堆积木去吧。我认为，亲子共读需要把道德评判减少到最低，真正自然开阔的心灵不需要是非好坏羁绊。从这个角度上说，宫西达也的恐龙系列、小猪和狼系列是那么可贵，它们打破了“狼和恐龙是凶残、恐怖的”这样的童话形象。孩子需要意识到，万物的灵魂都有善的一面，生活是诙谐的，爱会在所有地方取胜——而不仅仅只在好人的心里获得成功。因此，在我的孩子米尼快满两岁，全面进入“情节故事”阅读的这段时候，我尽量剔除道德批判的故事。对一些对人生下判断的书也保持警惕。比如安东尼·布朗的知名的《看看我有什么》。《看看我有什么》描述了一个“什么玩具都有”的孩子杰米和一个“只是插着口袋闲逛”的孩子山姆的故事。杰米一而再再而三向山姆炫耀他的玩具：自行车、棒棒糖、足球、猩猩玩具装、海盗服……，但这些玩具却给杰米本人带来了撞伤、肚子疼、管理员的斥责、被狗追、被海盗殴打的厄运。一无所有的山姆却一路畅通地进行自己的闲逛。我一直没想好要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跟米尼说这本“仇富”的绘本。我担心这本书面临两个很危险的陷阱。一方面，没有玩具的孩子会觉得需要认同“占有许多玩具的人最终会倒霉”这个结论，如果孩子在他们的经验和现实中没有找到类似有力的支撑，可能会认为这本书“撒谎”。而另一方面，有许多玩具却又敏感的孩子可能因为这本书描写的情节而背负上许多顾虑，因此享受不到玩具所带来的所有乐趣。总之，这是一本让我觉得困难重重的书。可我又经常反问自己，这些预设的困难究竟是来源于书本，还是我的内心。对“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样的预言，我们成年人时而满怀期待，时而满心畏惧。对两岁的、充满超现实经验的孩子来说，这句话仅仅是偶发、令人发笑的一段旅行，一个埋伏的可能性、一个无常，如此而已。在这个角度上，《看看我有什么》的处理远逊于大卫·夏农的《鸭子骑车记》。《鸭子骑车记》说的是一只鸭子，它冒出“疯狂的主意”，偷偷骑起停在农场里的自行车。它遇到了：认为它“愚蠢”的牛、认为它“会摔伤”的绵羊、认为它“没有真功夫”的狗，认为它“浪费时间”的猫，认为它“怎么骑都没我快”的马，认为它“不守规矩”的鸡……可它还是心无旁骛地享受骑车的乐趣。后来，一群孩子把车停在农场里，动物们乘人不备，都骑上车，在农场里打着转。它们异口同声地说：“真好玩！”“鸭子你这个主意真棒！”故事的结尾，是鸭子……又看上了拖拉机！我非常喜欢这本绘本。作为不敏于行的成年人，面对新事物我也常常是众多围观心态中的一员。在这本绘本中，作者并没有处理出“鸭子因为骑自行车得了某某冠军”或者“那些腹诽鸭子的动物们自食其果”这样的补偿性结尾。它只是对孩子明朗的心，和我们这样层层包裹的心一视同仁地呼唤“一起玩吧”、“动起来的人生真有趣！”共读到某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坏人得逞一时，最后受到处罚”的书会调动孩子一时的专注力，他们着急听到结尾。但是，他们真正发自内心喜爱的，是那些抛弃道德观和教条，幽默，接纳所有行为的开放型绘本。那些绘本往往是最高级的，流传最广的，好吧，也是得奖最多的。就像你会被一本老套路的畅销书吸引目光，但你的心灵只会向意味深长的经典一再致敬一样。这样的书，在米尼的书架上还有《大卫不可以》系列，《和甘伯伯去游河》系列和《晚安，大猩猩》。米尼和我还共读过一本比较特殊的书：《彩虹色的花》。《彩虹色的花》说的是从初春原野上冒出来的彩虹色的花，乐于分享自己的快乐。她把自己五颜六色的花瓣分给了需要帮助的小蚂蚁、小蜥蜴、小鸟、小老鼠……风越来越大，冬天再度来临，她的最后一片花瓣被风刮跑了，彩虹色的花折断了，白雪覆盖了大地。但在雪地上，突然升起一道彩虹，动物们在光的照耀下，想念彩虹色的花。故事的最后，太阳再度升起，春天来了，彩虹色的花又开放了。许是天性使然，从一岁多开始，米尼就表现出对“拯救、死亡、孤独”相关词语和形象的兴趣。作为一个忧心忡忡、看过许多因为盲目沉浸以所谓牺牲而耗费自己人生价值之时代悲剧的母亲，我一直不愿意给他读这本书。可是，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棒的小情节。彩虹色的花对各种动物一再忘我的给予——这时，冬天来了，她最珍贵的最后一片花瓣不是赠送给什么人，而仅仅是被一阵狂风吹走了。这个情节，使本书的作者从所有“牺牲套路”丛书中凌越而出：生命不仅仅是付出和分享，最珍贵的时光往往是被风沙岁月浪费的。但没关系，死亡不是结局，生生不息才是生命的真相。米尼两周岁前半个月，我拿出《彩虹色的花》读给他听。他果然敏感地、长久地凝视着“彩虹色的花折断”的那一页。“折断了？”他问我。“没错，这样的冬天，彩虹色的花死了，”我说。后来我把他带到千手观音像前。“瞧，这个姐姐，她想帮助很多很多人，所以她长出了许多许多手，每当有人喊‘救救我’的时候，她就伸出一只手，像彩虹色的花给出一个花瓣一样。因为她帮助人的心愿那么宏大，所以她的手数也数不清。”“手上有船呢！还有花呢！还有齿轮！”米尼辨认着，欢欣鼓舞地说。他把千手观音叫做“彩虹色的花姐姐”。他两岁的那个夜里，我们信步走到教堂前。这是米尼第一次见到教堂。“医院？”他辨认着十字架，说。我跟他说了耶稣复活的事。“彩虹色花叔叔？”他默默听完，抬起眼又问。我松了口气。我是说，像我这样普通又总是周转不灵的妈妈，在育儿过程中，竭力在自由和公共秩序中为孩子争取着空间。所幸有那些美丽的词：幽默、快乐、行动力、自然、宽阔……以及那些像彩虹色花一样的先贤，在护佑我们的孩子。
特定电视节目有助于减缓儿童攻击性？CATHERINE SAINT LOUIS 2013年3月9日。专家早已指出，儿童会模仿电视中的很多行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鲜有研究表明，改变儿童在家中的收视习惯也会改善他们的行为。在《儿科杂志》(Pediatrics)周一发布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了他们的项目结果。这是一个针对学龄前儿童的项目，即限制他们收看充斥暴力的视频及电视节目，并增加其收看有助于增强同情心的教育节目的时间。结果发现，相比于一组允许随意收看各种节目的儿童，实验组的孩子对他人的攻击性降低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可提供潜在解决方案的实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儿科学教授托马斯·N·鲁宾逊(Thomas N. Robinson)说。不过，他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这种干预——让儿童少看成人电视节目，少看充斥暴力的电视节目，而多看亲社会的电视节目——将会对行为产生影响，”他说。虽然该研究表明这只会对学龄前儿童的行为产生“小到中等程度的影响”，但它对更宽泛的公共卫生的影响却 “意义重大”，他补充说。这项新研究采用的是随机试验，就媒体对孩子的影响进行了非常少见的研究。西雅图儿童研究所(Seattle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和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研究人员将565名3岁～5岁儿童的父母分成两组，并告诉他们通过日记来追踪孩子的媒体消费情况。日记中标有研究人员核定的三块媒体内容：暴力的、说教的和亲社会的，儿童行为分别定义为展现同情心、帮助他人和不以暴力解决纠纷。对照组只会获得改善孩子消费习惯的建议，而第二组的父母则不同，他们不仅会收到节目指南——知道哪些节目会对孩子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还会收到简报，并被鼓励同孩子一起看电视，并在收看过程中询问他们有关处理冲突的最佳方法。此外，研究人员每个月还会给该组父母打电话，帮助他们为家中的学龄前儿童设定收视收目标。对于孩子的社会行为，研究人员分别在六个月后和一年后对其父母进行了调查。六个月后，获得电视收看建议的那组父母表示，他们的孩子的攻击性有所降低——相比于对照组的孩子而言。在社交能力指标上，观看较少暴力节目的孩子也取得了较高的分数，这一结果与一年后的调查结果相同。低收入家庭中男孩行为的改进最为明显，但研究人员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所在。两组收看电视的总时间是一样的。“对父母来说，关键的信息并不是关电视，而是换频道，”该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华盛顿大学儿科学教授迪米特里·A·克里斯塔基斯(Dimitri A. Christakis)医生说。“我们想让孩子表现得更好，”克里斯塔基斯医生说：“而改变他们的媒体菜单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在参加克里斯塔基斯的测试之前，西雅图作家南希·延森(Nancy Jensen)从未听说过尼克儿童频道(Nickelodeon)的《神奇宠物救护队》(Wonder Pet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我的兔子朋友》(My Friend Rabbit)等节目。就主题而言，前者讲团队合作，后者讲忠诚和友谊。当时，她3岁的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喜欢看《一家之主》(King of the Hill)——一部面向成人的、以啤酒和流言为特色的动画喜剧片。事后她说，这个片子“非常搞笑，但完全不适合一个3岁的孩子观看。”目前，她已向旧金山的非营利倡导团体“常识媒体”(Common Sense Media)寻求建议，确保其女儿观看的节目具有一定的亲社会效益。延森女士说，现在已经6岁的伊丽莎白并不是“一个好斗的孩子”。另外，孩子的老师最近也表扬她非常懂事。延森女士认为，好的电视节目菜单是重要原因。专家指出，这项新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孩子看电视的习惯及其表现行为的相关数据都是由他们的父母提供的，这可能存在不客观的情况。此外，该项研究关注的只是家中的媒体内容，而有些学龄前儿童也会接触到其他地方的节目。孩子收看的“既有亲社会媒体也有反社会媒体”。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传播学副教授玛丽-路易丝·马雷斯(Marie-Louise Mares)说，“只收看亲社会媒体并不意味着孩子就会照着去做。”即便是传递同情心的教育节目也可能会被学龄前儿童误解，并产生负面后果。《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网站去年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长期来看，收看教育媒体的学龄前儿童更有可能发起特定形式的攻击性行为。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心理学副教授、11月那份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杰米·M·奥斯特罗夫(Jamie M. Ostrov)说，学龄前儿童并不一定会将早前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关系冲突与之后的道德教训或解决方案联系起来。据2011年的一项研究称，学龄前儿童每天约看4.1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及其他节目。奥斯特罗夫医生建议父母同孩子一同观看，并在出现关系冲突时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举例来说，奥斯特罗夫会建议父母向孩子询问，“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怎么做？”以此来表明朝着兄弟姐妹大吼大叫是不可接受的。此外，他还建议父母坚持收看与孩子年龄相适的节目。他说，对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节目《亚瑟》(Arthur)中的同胞冲突场景，一个3岁的孩子可能会产生误解，也可能会在冲突解决前就已分散了注意力。
请扔掉婴儿防侧睡枕？ANAHAD O'CONNOR 2013年1月2日。美国卫生部官员警告各位家长，不要使用为保持婴儿特定睡姿而设计的专门器械。两名联邦机构的官员于11月21日报告说，该器械称为防侧睡枕(sleep positioner)，在过去的15年内已导致了至少13名婴儿的死亡。“我们敦促家长和护理人员认真对待我们的警示，不要再使用此类防侧睡枕。”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主席伊涅丝·特南鲍姆(Inez Tenenbaum)在声明中说。防侧睡器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水平垫，两侧有柔软长枕；另一种为楔形，看起来与前一种很类似，只是略有倾斜，能让婴儿保持稍稍直立的睡姿。防侧睡枕的制造商宣称，让婴儿保持特定睡姿可以避免诸多问题，包括胃食道返流和扁头综合征——头骨一部分受压导致的头部变形。许多制造商还向家长们宣传，防侧睡枕可以帮助降低婴儿猝死综合症（SIDS: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婴儿因此死亡，以2-4个月大的婴儿居多）的风险。然而，从没有任何研究显示防侧睡枕能够阻止SIDS的发生。相反，卫生管理者说，它们倒确实可能提高婴儿突然死亡的概率。致婴儿猝死的首要危险因素就是让他们趴着睡觉，而卫生部官员经常提醒家长们要让婴儿平躺着睡。他们甚至还在上世纪90年代发动了“躺着睡大觉(Back to Sleep)”运动，此举大幅度降低了婴儿猝死案例。如果婴儿在使用防侧睡枕时翻转成趴着的姿势，他们的嘴和鼻子就可能压在侧面的软长枕或是其他部位上，从而窒息。即使一开始是躺着睡的，他们也会在枕头里面上下移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护理顾问盖尔·甘特(Gail Gantt)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他们可能把脸陷在软长枕里，或卡在防侧睡枕和婴儿床床沿之间，”或者小孩子可能从楔形垫上头朝下滑下来，把嘴巴和鼻子压在防侧睡枕上。“婴儿会动来动去，防侧睡枕可能翻到宝宝身上去，把宝宝卡在下面或是防侧睡枕和床沿中间，”她说。自1997年起13名因防侧睡枕而窒息的婴儿中，大多数因为翻转成趴着的姿势而窒息死亡。FDA在一份声明中说，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已接到十几例报告，称小孩子最初是平躺或侧躺在防侧睡枕上的，但后来被发现“正以很危险的姿势处于枕头内或旁边”。很多写给年轻父母的育儿书籍都特别反对使用防侧睡枕。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也不支持利用防侧睡枕预防SIDS的做法。尽管FDA从未认可防侧睡枕有防止SIDS的功效，但它确实批准过一些用以预防胃食管返流疾病和扁头综合症的器械。但鉴于新的安全性数据，FDA认为防侧睡枕令婴儿窒息的风险比它能带来的任何益处都要严重得多。自11月21日起，FDA明确建议家长停止使用防侧睡枕，并要求制造商提供临床数据以证明使用此产品的好处大于出现严重后果的风险。除了避免此类器械，专家说，家长应该确保枕头、被褥、围垫等物品远离婴儿和婴儿床。柔软的寝具会增加婴儿窒息的风险。“最安全的围栏是‘无围栏’，”FDA儿科专家苏珊·卡明斯(Susan Cummins)医生在声明中说，“永远要让孩子平躺着睡。有种简单的记忆法：按照‘安全睡眠ABC’来做：单独、平躺、无围栏。”
肥胖有损大脑，运动修复智力？GRETCHEN REYNOLDS 2014年3月24日。科学家们最近在小鼠身上进行了一项复杂的新型神经生物学实验，其结果显示，肥胖会对大脑造成有害影响，而运动可以抵消上述负面影响中的绝大部分，即使在动物的体重并未大幅减轻时也一样有效。虽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人类大脑是否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应答脂肪和体育活动，但起码这些研究结果为我们走出户外进行运动又提供了一条新的理由。一段时间之前，人们已经发现肥胖可以改变动物的认知。例如，关于实验室啮齿类动物的既往实验表明，肥胖动物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均低于体重正常的同类动物。它们无法辨认出熟悉的物体，而且哪怕已经多次从迷宫中走过，它们仍然记不住出口的位置。但是，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弄明白体重超重是如何影响大脑的。据他们所知，脂肪细胞可以制造出某些物质并将其释放入血液。这些物质随着血流来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包括心脏和肌肉等，然后在那里迅速启动一系列的生化过程，造成严重的炎症和其他疾病，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不过人们一直以为大脑应该可以从上述有害影响中幸免于难。因为大脑本身并不包含脂肪细胞，且它安居于血-脑屏障的保护之后，这道屏障通常足以将危险分子阻挡于大脑之外。然而，近期的动物研究结果却十分令人不安。这些研究表明，肥胖可削弱血-脑屏障，使它变得具有泄漏性和渗透性。在肥胖动物中，脂肪细胞释放的物质可以突破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乔治亚瑞金斯大学（Georgia Regents University，位于美国奥古斯塔）的研究人员以这种渗漏造成的后果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新颖的神经生物学实验，并将其发表于上个月的《神经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出于研究需要，科学家们首先搜集了一些容易过食和肥胖的小鼠。这些小鼠可以好几周都安静地坐在笼子里，随心所欲地吃啊吃。等它们长得圆嘟嘟的，并积累了较多的脂肪细胞后，它们差不多就合格了。研究人员对它们进行了检查，并发现在它们的血液中有一种名为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 1)的物质浓度日益增加，这种物质由脂肪细胞产生，且目前已知它会引起炎症。当白细胞介素1随着血液来到这些小鼠的头部后，就穿过血脑屏障进入了海马（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关键部位）等脑区，并把这些组织的正常工作搞得一团糟。在检查过这些动物的大脑组织后，研究人员发现其中存在着高水平的白细胞介素1，炎症标志物也有广泛分布。虽说炎症是身体对入侵分子的一种健康反应，但它如果持续不断，就会对细胞造成伤害。研究人员还指出，在这些小鼠的大脑中，与健康的突触功能相关的生化标志物水平非常低。突触是指连接一个神经元与另一个神经元，并在它们之间传递信息的结构。健康的突触可应大脑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反应，减慢或加快信息的传递，从而保持大脑的神经系统交通始终处于井然有序的管理之下。肥胖动物发炎的大脑中突触健康的标志物水平偏低，这提示研究人员它们脑中突触的运作已经失常，神经元间的信息传递也不再顺畅，甚至有可能出现停滞。这种可能性很快就在后续的实验中得到了证实：研究人员对其余的肥胖小鼠进行了记忆和思维测试，它们的表现惨不忍睹。只是，人们一时还无法确定促使这些动物的大脑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否仅限于脂肪细胞过剩。其他的生理因素“也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该研究的负责人、乔治亚瑞金斯大学乔治亚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Georgia)的教授亚历克西斯·斯特拉纳汉(Alexis Stranahan)说。因此，为了将脂肪的影响单独分离出来，研究人员在每只小鼠的身体中段打了个孔，通过手术切除了大块大块的脂肪——可以说是它们体内的绝大部分脂肪。等这些接受了抽脂瘦身的小鼠痊愈后，它们血液中的白细胞介素1全都几乎不见了，就像科幻小说里面的阿尔杰农（Algernon，是科幻小说《献给阿尔杰农的花》中一只接受脑部改造手术实验的仓鼠——译注）一样，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手术前一直把它们难倒的认知测试。反之，当科学家们将之前保存下来的脂肪垫植入到以前纤瘦的小鼠体内（我们谁不曾做过这样的噩梦，梦见就在我们呼呼大睡时类似的厄运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时，它们几乎是立即就变得呆呆傻傻的，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也比过去糟糕许多，尽管它们生活中其他的各个方面都一如往常。这些研究结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脂肪细胞即是造成小鼠认知能力下降的元凶。只是虽然这些发现弄得人心痒难耐，科学家们却认识到它对人类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因为即便是人体所能承受的最广泛的吸脂手术，它所清除的脂肪量也要远远少于实验中从肥胖小鼠体内清除的脂肪量。因此，科学家们将目光转向了无创性的替代方案：运动。他们收集了更多具有肥胖倾向的小鼠，并让它们都长到肥胖超重的程度。然后，他们将这些小鼠分作两半，让其中一半每天在小鼠跑步机上跑步45分钟，并在它们显出疲态时为它们吹送小小的“顺风”来鼓励它们。其余的小鼠则仍保持其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12周后，每天跑步的小鼠体重依旧与从未运动的小鼠差不多。但他们身体中段的脂肪量已经显著减少，肌肉量却不断增加。更有说服力的是，它们在认知测试中的成绩远远优于久坐不动的小鼠。此外，在研究人员检查它们的海马组织时，也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可表明炎症存在的证据，反之，表征突触健康的化学标志物则十分充足。正如科学家们在研究论文中所写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跑步机训练使海马的功能变得正常”，即使在那些天生容易发胖且仍然体重超重的动物中依然如此。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在小鼠中进行的，人类的大脑很可能以迥异的方式来作应答。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一诱人的可能性：说不定人类大脑会与之类似呢？斯特拉纳汉博士指出，她这项研究的结论非常值得借鉴。“走出门去做运动吧，”她说，如果你腰上已经带了个“救生圈”就尤其需要赶快行动。跟你的医生谈谈，制定一个安全、可以承受的锻炼计划，然后尝试照着它坚持下去，让超重的体重不再那么让你伤脑筋。
与电脑相处，人脑变得更聪明？WALTER ISAACSON 2013年11月16日。1997年，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输给了“深蓝”(Deep Blue)，一台由IBM公司生产的超级电脑。这件事被认为是实现人工智能的漫长历程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也许不该如此。国际象棋的确复杂，但不难理解，它的规则可以被翻译成算法，因而一旦电脑拥有了足够的处理能力，就可以处理数十亿种可能的招数和以往的比赛。大多数人会说，与人类棋手会使用的“真正”的思考和洞察力相比，“深蓝”所做的计算在本质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布鲁克林的科技记者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以这个故事作为开头，撰写了《比你想的更聪明》(Smarter Than You Think)一书。这是一本深刻而有见地的著作，主题是人类和机器智能。不过，他把这个话题推向了一个更加有趣的层次。在被深蓝打败后的第二年，卡斯帕罗夫打算看看如果让一台机器和一个人类棋手合作的话会产生何种结果。就像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神兽，这个组合集两者的优势于一身：既有大型逻辑电路的处理能力，又有人类大脑“湿件”(wetware)的洞察力。结果是，即使没有最优秀的国际象棋大师，或是最强大的电脑，人机组合也总是能够击败单纯由人类国际象棋大师，或是单纯由超高速电脑组成的团队。汤普森想要表达的是，“人工智能”——即能够独自像人类一样思考，甚至思考能力比人类更强的机器——还不能（也许永远不会）与“智能放大”(intelligence amplification)相抗衡。智能放大指的是在人类的认知能力，通过与电脑的密切互动而得到增强，进而产生的共生智慧。卡斯帕罗夫说，当他与一台电脑合作时，自己得到了解放，可以专注于对弈中的“创造性脉络”。汤普森写到，未来，我们不应该害怕下棋输给深蓝，或者在《危险边缘》(Jeopardy!)节目中被沃森(Watson)击败。相反，人类会发现，他们将与这些超级电脑的后代们合作，诊断疾病、打击犯罪、创作诗歌，并且变得（就像该书标题巧妙的双关）比我们想的更聪明。这不是什么新想法。它的基础是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5年的文章《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中阐释的洞见。这篇文章构想了一台叫做“memex”的机器，它能为我们这些无法永生的人类记忆和关联信息。这个概念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互联网的先锋J·C·R·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以及电脑设计师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进一步完善。利克莱德的论文题为《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恩格尔巴特的论文题目是《扩大人类的智力》(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他们常常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其他研究者相左，这些人包括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和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他们强调的目标是，创造人类智慧无法企及的人工智能机器。汤普森没有深究有关技术和智能的这段内容丰富的历史。相反，他提供的是当下的一些有趣的例子，以阐述人类与电脑的共生如何增强了我们的智慧。他指出，使用数字设备和社交网络有利于发挥合作的创造力，并使我们更容易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形成“环境知觉”(ambient awareness)，同时降低了完成简单记忆任务的需要。汤普森没有像数字时代的大多数自大狂那样哗众取宠和杞人忧天，规避了大多数可能搅动极客圈的话题，比如，谷歌(Google)是否正在重造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或者Twitter是否让世界更易于实现民主。他像一个理性的空想家，倾向于相信，我们的数码设备和社交网络总体来说正在改善我们的生活，也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像文字、纸张、印刷机和电话那样，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一些坏处。在驳斥末日预言家时，汤普森十分乐于取笑历史上众多的悲观主义者，从苏格拉底(Socrates)说起，还有他认为书写会毁了希腊传统辩证法的那个预言。苏格拉底最大的担心是，人们会把事情写下来，而不是用心记住。“你的这种发现会使学习者的灵魂产生忘性，因为他们不会再利用他们的记忆力，”柏拉图(Plato)称苏格拉底曾如是说。“他们会信任在头脑之外写下的文字，而不是靠自己来记忆。”汤普森提出，苏格拉底未能预见到“那种复杂的思考，一旦你不再需要用脑记住你眼前的所有问题，就有可能进行的那种复杂思考”，他推测，在我们能够在大脑之外，以电子形式存储并轻松访问大量信息和记忆以后，同样也会有能力进行那种复杂的思考。“我们自己脑中那些知识和我们身边的海量信息，这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他问道，“当我们能如此迅速地获取信息时，我们是更聪明了吗？还是越多进行信息搜索，我们就会越笨？”他的回答是，我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只会因为同网络和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便利互动而加强，而不会萎缩。“交互记忆不仅没有伤害我们，”他写道，“它还允许我们能有更好的发挥，实现一些我们无法独自完成的推理。”这看来没错。我自己的脑子乱成一团，甚至还存储着儿时记下的电话号码，但如今我会将这一任务外包给我的智能手机。我还盼望着能买到谷歌眼镜(Google Glass)，把这一任务或相似的任务变得更简单，而且改进我的思考能力（或者至少腾出一些空来做白日梦）。汤普森也认为，如今的电子设备和网络，可以让我们比以往更容易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这值得称赞。对博客和推文中每天出现的大量废话，我们很容易加以诋毁，而且诋毁也并非没有道理。但这遗漏了一个更重要的现象：那种50年前更可能会整晚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的人，如今则在表达想法，并且为了让大众消费而调整自己的想法，再收获反馈。这种变化往往会受到那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的嘲笑，这是因为他们（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它所代表的一种社会转变。“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多数人在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就很少会再纯粹因为享受或得到智力上的满足而写下任何东西，”汤普森指出。“这一点对于学者、记者、律师或做市场推广的一些需要不断写作的专业人士来说，尤其难于理解。对他们来说，写作这种行为，以及和他人探讨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寻常不过了。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般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更重要的是，在博客和推文组成的新世界里，写作是为了公开的讨论和反馈，至少从表面来说是这样的。它也许不会带我们回到苏格拉底在广场上的辩论现场，但至少与互联网出现前相比，它会产生一片更能激发人思考、互动更活跃的天地。
睡不够8小时，你的大脑真会变慢？我们都知道自己睡眠不足。但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睡眠呢？直到大约15年前，市面上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理论：如果你每晚至少睡4个或者5个小时，那么你的认知表现就不会受到影响；你的身体会逐渐习惯较少的睡眠。但在为这种观点提供依据的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曾在白天把困倦的受试者送回家，而后者有可能在家里偷偷地小睡或者猛灌咖啡。接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Hospital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睡眠与时间生物学实验室(Sleep and Chronobiology Laboratory)负责人大卫·丁格斯(David F. Dinges)出场了。丁格斯的经历十分独特：他剥夺过很多人的睡眠，就人数而言世界上大概无人能出其右。为了撰写发表于2003年的一篇论文，丁格斯和论文第一作者汉斯·凡东恩(Hans Van Dongen)开展了一项睡眠限制研究——其历时之久一度堪称同类研究之最——把受试者分成三组：一些人睡4小时，另一些人睡6小时，其他人则被幸运地分进了对照组，睡8小时——他们在实验室里总共待了两个星期。白天，研究人员每隔两小时便会以所谓的精神运动警觉性任务（psychomotor vigilance task，简称PVT）测试受试者持续集中注意力的能力。PVT被视为衡量困倦程度的黄金标准。参与PVT的男男女女需在电脑屏幕前坐上10分钟，每当看到数字一闪而过，就要立刻按下空格键，而数字的间隔时间是不固定的。反应哪怕只滞后半秒，也意味着受试者昏昏欲睡，即进入了人们所说的微睡状态。如果你的睡眠一直都很好，那么PVT就是一项乏味但却简单的任务。它衡量的是对飞行员、卡车司机和宇航员来说至关重要的持续性注意力。在参加冗长的会议时，一次性阅读一个段落，而非看上五遍时，以及开车时，注意力同样是保持专注的关键所在。一名司机大约只要走神两秒钟，就有可能冲入对向车流中。在为期14天的研究中，每天睡8小时的人几乎没走过神，也没有出现认知能力下降的问题，这并不令人意外。有意思的是，睡4小时和6小时的那些人的PVT测试成绩几乎是逐日稳步下降。虽然睡4小时的受试者的表现要糟糕得多，但睡6个小时的受试者也常常开小差。到了第六天，睡6小时的那组人中有25%会在电脑前睡着。而在研究收尾阶段，他们走神的次数多达第一天的5倍。在对工作记忆的测试中——受试者必须记住一些数字和符号，并用一个替代另一个——睡6小时的受试者并未拿出更好的表现——在两周之内，其测试成绩稳步下降。在衡量速度和准确度的加减运算任务中，情况也是如此。总之，两周结束时，睡6小时的受试者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就像参加了丁格斯的另一项研究，整整24小时没有睡过觉的人一样——其认知能力跟那些在法律上会被认定为醉酒者的人差不多。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保持8小时的睡眠是很理想的，睡6小时就不太好了。不过，如果我们折衷一下会怎么样呢？低于哪个阈值，认知功能就会出现衰退？丁格斯的研究进行期间，其同事、马里兰州银泉市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神经科学部门时任负责人格雷戈里·贝伦基(Gregory Belenky)，正在开展一项类似的研究。他有意把受试者的睡眠时间限定为奇数——3小时、5小时、7小时和9小时——因此，把这两项研究综合起来，就可以提供一幅更为全面的关于睡眠限制的图景。在贝伦基的研究中，睡9小时的受试者的表现，和丁格斯的研究中睡8小时的受试者非常相似。但睡7小时的受试者参与PVT时，其反映速度会下降，连续三天都是如此，然后就会稳定在低于初始速度的较低水平上。来自国家睡眠基金会(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在工作日的晚上平均睡6.9小时。这意味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平日的思维并不像我们所能达到的那样清晰。当然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比睡眠实验室里的生活更刺激：我们会喝咖啡，会待在明亮的灯光下，会在办公室里忙于与人周旋，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困倦的“反制手段”。不过，它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起作用。正如目前身为华盛顿州立大学斯波坎分校(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Spokane)睡眠与绩效研究中心(Sleep and Performance Research Center)主任贝伦基在谈及认知缺陷时对我说的：“你不会在第一天就发现它。但到了第五至七天你就会看到相关迹象。除非你做的工作不太需要思考，否则你就是在为了换取醒着的时间而牺牲工作绩效。”凡东恩也是该校的教授。此外，目前尚不清楚我们是否可以依靠周末来弥补缺失的睡眠。丁格斯正在开展一项长期的睡眠限制和恢复研究，旨在确定我们需要花多少个夜晚来还清睡眠方面的欠债。但以往的研究显示，至少在很多情况下，仅仅一个晚上是不够的。当然了，睡眠者的情况并非千篇一律：丁格斯发现，一些需要睡8小时的人如果度过了一个只睡4小时的夜晚，情况立刻就会变得很糟，而另外一些需要睡8小时的人在度过好几个只睡4小时的夜晚之后，表现才会变差。（但终究会变差。）有一小部分人——据他估计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5%，甚至更低——可以在只睡5小时，甚至更短时间的情况下维持其表现水准，研究人员认为这源于基因方面的差异。（还有一小部分人需要睡9个或10个小时。）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把自己训练成只需睡5小时的人——丁格斯说我们其实做不到——或者我们天生就是只需睡5小时的人，但还是该看看凡东恩和丁格斯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吧：仅仅几天过后，睡4小时和6小时的人就会报告说，没错，他们感觉有点儿困倦。但他们坚称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状态。即便是参加研究已经有14天了，他们还是说困倦没对他们造成影响。事实上，他们的表现已然大打折扣。换句话说，我们当中的睡眠不足者难以精确判断自身的睡眠需求。我们远远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敏锐。
电击大脑，就会让人更聪明？这大概不是什么好主意：9月13日星期五，我在波士顿查尔斯镇13街的一座旧石楼里，前额贴着一对电极——一个对应大脑左前额皮质，另一个紧挨右眼眶上部。接下来，我将经历一次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current stimulation，简称tDCS）。这是一种用极低电流刺激大脑的实验技术，所用电力还不足电休克疗法的1%，由普通9伏电池供电。至今已有上百个实验证明，tDCS能成功刺激非常多——多得不可思议的与思维、情绪、动作相关的脑功能；而副作用似乎只限于贴电极的地方会感到轻微刺痛，局部皮肤可能变红；极少出现头痛，且绝没有抽搐或损害记忆的现象。不过，当我了解到喝点儿果汁也能激发认知储备、把我变“聪明”的时候，我对tDCS的疑虑又多了一分。在我脑袋上贴好电极后，哈佛神经调节实验室(Harvard’s Laboratory of Neuromodulation)的高级研究员J·莱昂·莫拉莱斯-克萨达(J. León Morales-Quezada)在电脑上点了某个钮，然后我……什么也没感觉到。不疼、不麻、连肌肉小抽一下都没有。“开始了吗？”我问。莫拉莱斯-克萨达向我确认已经开始了，还指了指墙上的纯平显示器作为证明。屏幕上显示着从6个贴在我头上的脑电波监视器(EEG)传出的信号。为我的大脑充了10分钟电后，他打开一个电脑测试，让我在电流继续通过时完成。这个测试叫“注意力转换测验”，心理学家用它来测量人的“执行功能”或“认知控制”，也就是遏制冲动、无视干扰、迅速切换关注焦点的能力。年轻人通常比老年人做得好，整体认知能力高的人比能力弱的人做得好。自2005年起，顶尖同行评审杂志刊登的科学论文证明：tDCS能够提高人进行注意力转换测试时的速度和准确度。另有一些研究发现，tDCS可以改善一切——从工作记忆到长期记忆、数学计算、阅读、解决难题、钢琴弹奏、复杂语言思维、制定计划、视觉记忆、分类、洞察力、中风后的瘫痪和失语症康复、慢性疼痛、甚至抑郁。效果可持续数周至数月。莫拉莱斯-克萨达向我介绍了即将要做的注意力转换测试：当屏幕上出现加号时，我需要判断接下来出现的字母是奇数个还是偶数个，相应地再用左手点击A键或右手点击L键；如果出现的是三角形，我则需判断后面的字母（所有字母都一样）是元音还是辅音，然后左手点A或右手点L。由于每次只有几秒钟反应时间，且题目不停地在“奇数偶数”和“元音辅音”之前调换，我发现自己的手指有时显然是由于不自主的痉挛而按错键，即便我意识中的答案是正确的。这就好比我们许多人都有过的抓狂经历一样：本想点智能手机上的照相机图标，结果打开了日历。经过20分钟电刺激，莫拉莱斯-克萨达检查了我的测试结果：53个正确，7个错误，平均每题耗时3.1秒。接下来的5天内，我将接受8次20分钟的tDCS充电。如果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与他研究过的其他实验对象一致，我应当在测试中出错更少、或答得更快——比不接受电刺激要强得多。当代早期的tDCS实验进行得断断续续。1981年，德国蒂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übingen)神经学家尼尔斯·比尔鲍默(Niels Birbaumer)曾描述过：若给健康志愿者的头部通以极低量的直流电——三分之一毫安（不足以维持助听器）——志愿者在简单测试中的反应会加快。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阿尔贝托·皮里奥利(Alberto Priori)从1992年也开始tDCS实验，他所用的电量高一点点：0.5毫安。皮里奥利发现，当足够电力，也就是足够电子，从阴极穿过志愿者的头骨到达阳极时，阳极附近的脑细胞会被激活。尽管他多次重复实验并确认结果，但他仍花了6年时间才把研究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那时是1998年。他告诉我：“人们总是跟我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太轻而易举了。”德国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ttingen)神经生理学家迈克尔·A·尼切(Michael A. Nitsche)是第一批认真对待皮里奥利研究结果的人之一。“当时有两种批评意见，”尼切说：“一种说这不可能发生，因为电刺激太弱，都无法穿过颅骨；另一种则认为实验非常危险。”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里，尼切指出，tDCS的作用可在电流停止后至少再延续5分钟。2003年，他报告说tDCS刺激能影响志愿者学习简单手指运动的效果。之后，尼切还发表了几十篇后续论文。“我曾经抱着高度怀疑的态度，但迈克尔·尼切说服了我，” 贝塞斯达国家精神障碍及中风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简称NINDS）神经康复部主管莱昂纳多·G·科恩(Leonardo G. Cohen)说：“把电极贴在头皮上，然后用超市买来的电池供电，就能改变人的行为——我实在不敢相信。但后来有一天我决定，我要试一试。”科恩与合作者请来了6名因中风而一侧身体至少瘫痪一年的志愿者。他们发现，将1毫安电流通向大脑运动皮质区20分钟就足以极大地增强志愿者在手灵活度标准测试中的表现。为确定这不是安慰剂效应，他们让受试者参与两次tDCS，其中一次是假实验——电流仅通半分钟就停止了（即使是真实验，许多人在一开始感受到的轻微刺痛也会很快变得不明显，就像电流被关掉了一样）。志愿者和测试者谁也不知道哪次测验是真的，而手灵活度提升的情况仅在真tDCS后出现，并且效果在10天后都很显著。“只有5%到10%的提高，但一次tDCS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确实很振奋人心，”科恩说。现在，为确定tDCS的最佳作用对象以及最有效方法——多大电流、多长时间、持续几天、针对大脑哪块区域，更严格、更大规模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研究者希望最终能够获得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的许可。“tDCS不会把你变成超人，但它能让你以最高能力工作，”巴西医生兼神经生理学家费利佩·弗雷尼(Felipe Fregni)说。我接受tDCS时，弗雷尼是位于斯波尔丁康复医院(Spaulding Rehabilitation Hospital)的哈佛神经调节实验室的负责人。他说：“tDCS可帮助你发挥出个人最佳水平。比方说你昨晚没睡好，或者抑郁，或者中风了。它协助你的大脑达到巅峰状态。”弗雷尼和同在哈佛的合作者发表过200多篇关于tDCS的论文。2005年，他合作的一篇文章指出，当人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刺激左前额皮质能提高他们的工作记忆，即追踪、在头脑中操作多种关注对象的能力。他后来还测试过tDCS对偏头痛、慢性疼痛、中风后瘫痪、帕金森病、抑郁、耳鸣、纤维肌痛、大麻成瘾，以及——听起来奇怪——说谎冲动（或按论文所用的委婉描述：对不真实回应的调控）的影响。弗雷尼说，tDCS对抑郁症产生的效果最强。今年年初，他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JAMA Psychiatr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对象为120名严重抑郁的病人。他们每人每天或服用2毫克抗抑郁药左洛复(Zoloft)，或接受2毫安tDCS，或二者皆用，或服用安慰剂。6周之后，接受左洛复或tDCS治疗的病人比安慰剂组病人情绪改善程度差不多。“单看tDCS，它缓解抑郁的能力和左洛复完全一样。但如果观察左洛复和tDCS都用的病人，你会发现它们具有协同效应，比任何一种单独使用的效果都强。这就是我如何看待tDCS的：它能增强其他效应。”最能显示tDCS提高认知能力的是美国空军赞助的一项研究：飞行员的警觉度和目标探测能力因tDCS而提高。“在过去这五六十年来，军队一直在探寻增强士兵警觉度的办法，”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进行tDCS实验的平民生物医学工程师安迪·麦金利(Andy McKinley)说：“tDCS至少能将一个人维持良好表现的时间延长2倍。我们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一种方法能做到这点。”然而，为什么如此小的电量，跨头骨刺激20分钟，就能像大脑的跨接电缆一样，让人更好地思维呢？我就此问题请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认知与精神刺激实验室(Laboratory for Cognition and Neural Stimulation)主管罗伊·霍西·汉密尔顿(Roy Hoshi Hamilton)。他曾研究过tDCS在失语症、思维灵活性与阅读能力方面的作用。罗伊靠在椅子上，微笑起来。“思维是什么？”他说，“思维就是你大脑里的神经元以某种模式‘开火’。所以如果你能用一种技术让很多很多这类神经元——这些认知的基本组成结构——更容易地活跃起来、做它们该做的事，这么看来这种技术就不是太牵强了。尽管它如此简易，可它确实能作用于认知。”他继续解释为什么tDSC的效果会持续：“神经科学里有句源自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的口头禅：‘一起开火的神经元是绑在一起的’。我们有办法让神经元开火得更容易或更困难。现在，我启动电流，同时让你做某种动作，比如工作记忆测试，或在你有中风后失语症的情况下让你说出一个东西的名字——这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神经元网络在某种具有轻推作用的环境下被激活，这种环境让神经元更容易地开火，于是相应行为被成功实施。经过几周的练习，这种情况一遍又一遍地发生，通路就被强化了，（效应持续）就不是那么难理解了。我同意这看起来很简单。虽然不像我们把什么超高科技的纳米机器人植入你的大脑，把脑血管清理干净，但这与我们对大脑工作方式的理解一致，而且看似的确有广泛效果。”可是，有些科学家还是对此存有疑虑，NINDS的资助也因此始终不是很慷慨。NINDS负责监管机构外研究者资金的官员陈道奋(Daofen Chen)说：“关键是tDCS的科学前提——机理。某些生理测量确实显示它有一定效果。但他们一直没有精确找准潜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他们无法解释tDCS为什么、到底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会生效、而某些情况下不生效。”陈道奋解释说，缺乏基本的电生理学研究，这是至今NINDS只提供少量资金的原因。“tDCS提案在争取NIH（国家卫生研究所）基金方面的成功率只有平均水平的一半，”陈道奋说，“这说明提供资助推荐的同行评审人对该领域的申请不是很看好。”或者这说明——在一部分tDCS研究者眼中——许多科学家就是不相信一种相对简单便宜的技术能起作用。“人们现在认为只有复杂昂贵的医疗手段才会有效，”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心理学与临床神经学中心(Psychology Clinical Neuroscience Center)主管文森特·克拉克(Vincent Clark)说。他指出，低成本技术看似是有价值的，但这也可能成为当今医疗市场的最大问题之一。“研究很耗钱，”他说：“可能没什么赚头，所以tDCS制造商不愿意出钱赞助FDA要求的研究。”不过弗雷尼认为，商业利益在增长。他目前正和波士顿一家公司联合开发tDCS设备：用超声波将电刺激送入大脑更深处，这种方法也许能治疗帕金森病。其他公司正在开发特殊电极，将电流变细、变局域化，或根据脑电波监视器自动调节tDCS。“如果你两年前问我FDA会不会批准tDCS的使用，我大概会回答：永远不可能。”他告诉我：“如今，一些公司意识到可以通过给tDCS添砖加瓦而获得专利。所以我现在也觉得可行了。”弗雷尼和其他一些研究者最关心的安全问题是：既然tDCS这么便宜，这么容易操作，人们可能会用自己做的工具进行自我治疗。实际上，已经有人这么干了。YouTube上可以找到视频：年轻人用自己的脑袋做实验，看起来比《蠢蛋搞怪秀》(Jackass)里的人还蠢。他们不知道，如果用了过大电流，通电时间过长，把电极安在头颅的错误位置上，结果是很危险的。我第8次接受tDCS，也是我与莫拉莱斯-克萨达共处的第5天和最后一天，我感觉自己做注意力转换测试的速度明显加快，而且我能有意识地控制偶尔抽动的手指碰错键的冲动。检验结果后，莫拉莱斯-克萨达确认了我的感觉。“你第一次测试错了7个，”他提醒道：“但最后4次测试你一题都没错。反应时间也缩短了，以前3.1秒，今天2.6秒。少用了半秒，非常棒。”当然，每个人经过练习也能进步，所以如果我不经历tDCS，是否也能在测试中有所提高，这不得而知。但既然上百篇论文都证明tDCS的作用客观存在，而非安慰剂效应，那么很有可能我的进步至少部分归功于电流刺激。tDCS并不能凭空施展魔法，它还是需要你的努力。它只是让你的付出更快更强地获得回报。不可思议？非常。但如果科学研究持续证明一点点刺激就能安全激活我们的脑力，显然人们会对这种诱惑难以抗拒。
为保学生睡眠，美国中学推迟上课？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为了按时到校，吉莉·多斯桑托斯(Jilly Dos Santos)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她在手机上连着设了三个闹钟，早餐也顾不上吃，在父亲气冲冲驾车的途中匆匆化妆。但即使这样，去年她几乎也从未成功在早上7:50预备铃响之前冲进石桥高中(Rock Bridge High School)大门口蜂拥的学生群中。然后她听说，学校董事会正准备将上课时间提前到7:20。“我想要真这样我就死定了，”17岁的吉莉回忆道。“我会辍学的！”就是从这时候起，这名总是睡眠不足的少女变身为睡眠捍卫者。她决心要说服学校董事会，使他们也认识到她那疲惫、瘦高的身体一再告诉她的真相：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这注定了他们就是要晚睡晚起。学校董事会能不能根据这个生物学上的事实重新调整预备铃的时间？近20年来，试图推迟高中上课时间的运动一直进展得不温不火。但近来，日积月累的青少年生物钟研究逐渐得到全美各地几十个学区中的数百所学校的普遍认同，就像吉莉所在的社区这样，该活动的发展势头也随之改善。仅仅在刚刚过去的两年中，继康涅狄格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和明尼苏达州这些先行者之后，加州长滩、俄克拉何马州斯蒂尔沃特市、佐治亚州迪凯特市以及纽约州格伦斯福尔斯市的高中也推迟了他们预备铃的时间。西雅图的学校董事会这个月将就是否跟进该议题进行投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学监支持这一转变，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学校董事会也正在与顾问商议制定早晨8点以后再开始上课的作息方案。新的证据表明，推迟高中上课时间可以带来广泛的效益。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资助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科学家们研究了三个州的八所高中在近几年推迟上课时间的前后，学生们出现了哪些变化。他们在周三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高中上课时间越晚，学生们在诸多指标（心理健康、车祸率、出勤率等，在某些学校里甚至还包括成绩和标准化考试分数）方面的改善越大。未参与这项研究的匹兹堡儿童医院青少年医学部负责人伊丽莎白·米勒(Elizabeth Miller)博士指出，该研究并非随机对照试验——按照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要求，应是将改变了作息时间的学校与未进行此类改变的同类学校进行比较。但她承认该方法较实用，其研究结果大有前途。“即使学校的资源有限，也不妨碍他们实施这一有益于学生的政策改革，”米勒博士说。研究人员发现，在青春期，青少年体内激素激增，大脑发育，他们在每夜日常睡眠达八到九个小时时学习效果较好，也较不容易迟到、打架或经常发生运动伤害。良好的睡眠也可以帮助减少他们冒失冲动或做出冒险决定。青春期期间，“睡眠”激素——褪黑激素的释放有所延迟，这意味着青少年们往往直到晚上11点左右才会觉得昏昏欲睡。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误导人的大脑，使其以为感觉到了干扰入睡的日光，在此刺激下，褪黑激素的释放进一步受到延缓，睡意就愈发姗姗来迟。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指出，88%的学生都在卧室里放有手机。不过许多家长以及一些学生都反对推迟上课时间。他们认为，这样体育锻炼就得拖到很晚才能结束，影响学生打工，侵占做家庭作业和从事课外活动的时间，还会扰乱需要工作的父母和年龄较小的孩子们早晨的时间安排。不过，专家表示，从本质上来说，会产生这种抗拒思维是因为他们对睡眠的重要意义持怀疑态度。“人们仍然觉得应该给每晚睡五个小时的人颁发劳模奖章，”全美儿童医疗中心（Children’s National Medical Center，位于华盛顿）的睡眠专家朱迪丝·欧文斯(Judith Owens)博士说。“大家都想当然地以为这表示工作比较拼命，值得赞扬。因此，要为推迟上学时间争取更多的支持，就必须从文化层面入手，转变人们的睡眠观。”去年1月，吉莉下定决心，她要想办法让哥伦比亚学区作出这样的改变，而该校区绵延300多公里，涉及1.8万名学生和458条公交路线。但在说明推迟上课时间的充分理由之前，她还得向大家解释清楚为何上课太早不够合理。吉莉最早产生这个念头，是在以小组协同教学方式进行的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世界史的课堂上。这堂课探讨的是领导力的作用。老师们鼓励学生从当代寻找一个足以点燃他们激情的课题。一天早晨，老师们提到学校董事会的委员会建议提前上课时间，以解决调度公交线路的后勤问题。学校董事会将于五天内召开听证会对这一提议进行讨论。老师们提醒学生：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用行动来表达你的意愿。吉莉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早晨7:20打预备铃就意味着她将不得不在早晨6点起床。她觉得自己已经找到动力和激情了。吉莉看起来并不像是要撼动一项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的决议的适当人选。她只是个高二学生，也不喜欢跟人争论。不过，作为家中七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九岁丧母的她很早就学会了自立。她性格直率，总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模样。尽管她那年参与了很多课外活动：在拉高密苏里民主党投票率的活动中实习，在幼儿园学前班的沉浸式法语教育课程中担任志愿者，为学生报纸撰稿，在快餐比萨店打工等等，但她的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成绩都一直保持在A的水平。“时间管理是关键，”最近的一个下午，她蜷缩在家中的扶手椅上，这样解释道。那一周的周三，她熬了个通宵，创建了一个Facebook页面和一个Twitter帐户，提醒数百名学生关注学校董事会的会议：“如果你对所在学区的上课时间决策有自己的看法，请出席会议并发言！”然后，她与非营利性组织“推迟上课时间”(Start School Later)取得了联系，并从该组织获得了所需的科学依据。她招募友人与她分担睡眠研究课题，并发出大量电子邮件，尽力争取该学区内每一位高中老师的帮助。她还在网上发起了请愿活动。在她的组织下，同学们制作了上百张的海报和宣传单，并在Twitter上张贴建议：“如果你要出席明天的董事会会议，建议你穿上正装！”那个周一，学校董事会会议座无虚席。吉莉身着端庄的褶边白衬衫和裙子在董事会面前侃侃而谈。她像猫头鹰似的不停地眨眼睛，因为她看不清那些“大人物”的脸——她的隐形眼镜在她因紧张而揉眼睛时被她揉掉了。但在谈到青少年的睡眠周期时，她显得十分冷静：“大家都知道，孩子们喜欢赖床，”她说。“我知道我就不想起床。于是我们从生物学角度上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学校董事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决定反对提前上课时间。第二天，吉莉转战下一个目标：投身于“争取推迟上课时间”这一日益获得人们支持的运动中去。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布报告建议高中推迟上课时间。去年夏天，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在Twitter上发言表达了赞同意见。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跟踪了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明尼苏达州五个学区的9000名高中生，并对学校改变上课时间前后他们的各种情况进行了比较。在原本早晨7:30开始上课的学校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可以保证至少八小时的睡眠。与可以得到较好休息的同学们相比，睡眠时间低于上述时间的学生报告的抑郁症症状显著较多，含咖啡因食品、酒类及非法药物的摄入量也显著较大。“这是生物学机理决定的——无论是来自贫民区的孩子还是富庶家庭的孩子，这些心理健康结果都一致，”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育研究教授、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凯拉·瓦尔斯特龙(Kyla Wahlstrom)指出。在现在改为早晨8:35上课的学校里，近60%的学生都报告每晚能睡足八小时。2012年，怀俄明州杰克逊市的高中将预备铃时间从早晨7:35改到了8:55。在该学年中，因16至18岁司机造成的车祸数量从前一年的23起降至7起。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不过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如此。在整个南华盛顿郡学区（明尼阿波利斯市除外）的高中将上课时间改至8:35后，学生们在上午第一节到第三节课学习的某些课程成绩进步了半个到一个绩点。研究还发现，在五个学区中，有两个学区的学生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等全国性考试中综合得分显著提高。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睡眠质量可以直接影响到学习好坏，是因为人体需要在深睡阶段储存新的知识。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大脑高度活跃，对白天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青少年的睡眠时间越充足，他们吸收信息的效果就越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心理学助理教授，睡眠研究员杰茜卡·佩恩(Jessica Payne)表示：“睡眠不足令青少年丧失的不仅仅是巩固信息的能力，还有将信息转化和重组，引申出推论并深入洞察问题本质的能力。”去年2月，哥伦比亚学区的学校董事会召开会议，考虑推迟上课时间。“获知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拥有发言权，实在令人欣慰，”吉莉告诉他们。“因此，我感谢你们。”决定性的时刻在3月份董事会的下一次会议时到来。吉莉坐在前排，在Twitter上张贴消息，并最后一次向董事会陈辞。“我知道，（推迟上课时间）不怎么符合传统，而且必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抵触。但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经过董事会表决，以6比1的绝对优势决定将高中上课时间推迟至早晨9点。“吉莉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学监克里斯·贝尔彻(Chris Belcher)说。现在已经是执行新作息时间的第七个月。石桥高中的放学时间延迟到了下午4:05，这给一部分同学造成了麻烦，比如运动员要参加客场比赛往往就没法上最后一节课。“等做完家庭作业，很快就到晚上11:30了，”橄榄球队的毕业班球员布雷·登帕克(Brayden Parker)说。“我宁愿在天黑前回家，想要有更多的时间放松一下。”该学区的高中也在尝试进行一些调整，以适应新作息时间表，例如，在大巴上增加Wi-Fi服务，以便运动员们在途中做作业。有些课程每周只授课一两天，再辅以在线辅导。同时，也有更多体育活动和俱乐部选择在早晨上课前集会。一部分家长和头一堂课的老师已经看到了回报：学生休息得更好，精神也更足。最近的一个教学日，早晨7:45，石桥高中有着天窗和宽阔走廊的长条形单层建筑中阳光普照，寂静无声。然后，就像管弦乐队开始调音一样，学生们陆续到达，有人讨论着俱乐部或者合唱团的事宜，其他人则在餐厅碰面，一边吃早餐一边聊八卦。随着公交车到站，更多的学生走了下来，笑声响彻大厅，还有学生从停车场中过来加入其中。人群越聚越多，几乎可以说世某种特殊的文化。早晨8:53，吉莉拽着她的背包从北门入口处冲进来，长长的头发乱蓬蓬的，也没有化妆。“现在即使我上学迟到了，”她沿着走廊飞奔，想要赶上8:55的预备铃，“最多也只是三四分钟的事儿。”
为什么音乐令我们的大脑歌唱？音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能吃也不能喝，更不能与它发生肉体的接触。它不能帮你遮风挡雨，保暖御寒。不能帮你击溃敌人，也不能为你愈合断骨。但人类却总是珍视音乐——或者比珍视更甚——我们热爱它。现代人花很多钱去听音乐会、下载音乐、演奏乐器，聆听心爱艺术家的作品，不管置身地铁还是沙龙。但是考古学家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由动物骨头制成的笛子，足以说明那时人们就花费大量时间与努力去创作音乐。音乐的核心无非只是一系列声音而已，那么，为什么这种没有形体的事物蕴含着如此巨大的本质价值？快速简单的解释是，音乐可以为人类带来独特的欢愉。当然，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但是基于这一点，神经科学可以提供若干答案。十几年前，我们的研究团队使用大脑成像技术，显示被人们描绘为“非常感人”的音乐如何作用于大脑深处负责奖赏系统(reward system)的脑区——我们知道，触发皮质下核(subcortical nuclei)在奖赏系统，以及行为动机与感情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发现，聆听音乐中所谓“情感的高潮时刻”（就是那些让你听到“起鸡皮疙瘩”的那些乐段），会导致大脑释放神经传递素多巴胺，这是大脑中一种必不可少的信号传递分子。当听到令人愉悦的音乐时，多巴胺便会从纹状体(striatum)中涌出——纹状体是大脑一个古老的器官，其他脊椎动物也有，它会对满足本能的刺激（诸如食物和性爱）做出反应，可卡因和安非他命这样的人工药物也会对它产生效果。但最有趣的是神经传递素释放的时机——不仅是在音乐到达情感高潮的时刻，而是这个时刻到来几秒前就开始释放，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期待”阶段。“奖赏”与“期待”（或者说对自己所渴望结果的预期）是相联系的，这个看法在神经科学史上由来已久。毕竟，对行为的结果做出正确预期，对于生存来说似乎至关重要。而在人类与其他动物大脑中负责记录预期是否正确的系统中，分泌多巴胺的神经细胞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挖掘音乐是如何对大脑的奖赏系统发生作用，我们设计了这样一项模拟在线音乐购买的实验——当某人听到一段新的音乐，认为自己非常喜欢它，想把它买下来，这个时候，他的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就是我们想要找出来的。我们使用了音乐推荐程序，为接受实验的听者定制了他们喜欢的音乐选择范围，最后锁定的是独立音乐与电子音乐，与蒙特利尔的嬉皮音乐氛围正好相称。最后我们发现，纹状体（也就是与奖赏制度相联系的大脑构造）内的神经活动同人们愿意支付的金钱数目有直接联系。但更有趣的是纹状体与负责听觉的大脑皮层之间的互动，在听到那些最终买下的歌曲时，二者之间的互动比听那些没有买下的歌曲时更多。为什么是负责听觉的大脑皮层呢？50年前，著名神经外科医师与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院的创办者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发现，接受神经外科手术的患者在清醒状态下，其听觉大脑皮层受到电击刺激时会产生听到音乐的感觉。潘菲尔德医生认为，与其他信息相比，音乐信息更容易被传导到大脑的那些区域之中。在脑海中想象一段旋律也会令负责听觉的大脑皮层活跃：试想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前四个音符——你的大脑皮层顿时热闹起来了！这项能力让我们在身边没有音乐的时候也可以感受音乐，而且还可以在脑海里创作新曲，以及想象如何用不同的速度或乐器来重新演绎一段音乐。我们还知道，大脑的这些区域可以解析声音之间的抽象联系——比如，不管音调和乐器如何变化，总有某个特定的声音模式令大三和弦成为大三和弦。其他研究表明，当重复出现的声音或和弦序列中突然出现意外中断时，大脑中的类似区域也会出现特定的神经反应。这和你听到某人演奏出错时的反应很类似——即便是演奏一首不熟悉的乐曲，人们也会很容易注意到弹错的地方。这些大脑皮层的活动令我们在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基础上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它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直收集音乐信息，根据我们文化中的音乐所提供的统计规则制造模版；我们过去所听过的音乐在大脑中储存了心理象征，而这些大脑皮层的活动则将我们此时正在听的音乐与过去听过的音乐联系起来，令我们得以理解此时的音乐。所以每一个聆听音乐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又是对未来的预测。当我们听音乐时，大脑在我们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活跃地创造各种期待。作曲家与表演者们本能地理解这个原理：他们操纵这种预期机制，带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又或许是用更好的东西令我们惊喜。音乐与负责解析固有模式的大脑皮层、产生期待的大脑皮层，以及古老的、负责奖赏与动机机制的大脑皮层都有关系，正是在这些大脑皮层系统的互动之中，产生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某段音乐能感动我们吗？当答案为“是”的时候，至少在聆听的那一刻，我们别无所求。
美国中学生争取晚睡晚起的权利？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为了准时到学校，吉莉·多斯桑托斯(Jilly Dos Santos)真的尽力了。她连续在手机上设了三个闹钟。连早餐都没吃。在她的父亲气冲冲地驾车的途中，她匆匆忙忙地化了妆。然而去年，在第一遍早铃于7点50分响起时，她难得有几次能冲到石桥高中(Rock Bridge High School)那挤得人仰马翻的大门口。然后她听说，教育委员会准备把早上的入校时间提前到更早的7点20分。17岁的多斯桑托斯回忆说，“我想着，如果真那么干，我会完蛋的。我会毕不了业。”就在那一刻，睡眠不良的女孩变成了睡眠维权者。她决意劝说委员会相信她从自己疲惫而瘦长的身体内部了解来的一个真相，即青少年因为发育需要晚睡晚起。董事会能不能根据这个生物学现实，调整第一遍早铃的时间？在多斯桑托斯居住的那一类社区，这场时起时落、持续了近20年的中学晚开课运动，最近加强了势头。在日积月累的青少年生物钟研究成果面前，全国有数十个学区的数百所学校做出了让步。仅在过去两年内，就有一些中学加入了康涅狄格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和明尼苏达州等早一拨调整中学开课时间的州的行列，推迟了学校的第一遍早铃，随后加入的中学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岛、奥克拉荷马州的斯蒂尔沃特、佐治亚州的迪凯特，以及纽约州的格伦斯福尔斯。西雅图教育委员会将在本月投票表决是否跟进这个议题。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学监支持这一转变，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教育委员会正在和顾问们合作，研究在早8点以后上课的选项。新证据表明，开课时间较晚的中学获得了广泛的益处。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的资助下，研究了三个州的八所中学最近几年内在推迟开课时间之前和之后的不同状态。在本周三公布的研究结果中，他们得出结论，一所学校每日开课的时间越晚，学生们的许多衡量指标，包括精神健康、撞车事故率、考勤率都会更佳，在一些学校，学生的分数和标准化考试成绩会更高。没有参与前述研究的匹兹堡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ittsburgh)青少年医学主管伊丽莎白·米勒(Elizabeth Miller)医生注意到，这项研究不是一种随机对照试验。随机对照试验会把情况类似的已改变时间的学校和未改变时间的学校进行比较。不过她说，这项研究的方法是务实的，其结论很有意义。米勒说，“即使是资源有限的学校，也能实施这种似乎能让学生受益的政策变革。”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在青少年时期，由于激素飙升和大脑发育，每晚有规律地睡八到九个小时的青少年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他们拖拖拉拉、打架斗殴或者遭受运动损伤的几率也更小。睡好觉还能有助于减弱他们做出冲动或冒险决定的倾向。青春期的青少年释放“睡眠”褪黑素的时间会更晚，这意味着，在晚11点左右以前，他们是不会觉得昏昏欲睡的。这种晚睡倾向会被电子设备发出的刺眼蓝光进一步延后，因为蓝光会欺骗大脑，让它误以为感觉到了令人清醒的日光，从而延缓褪黑素的释放和睡眠状态的降临。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指出，88%的学生卧室都放有手机。不过，有许多家长和部分学生反对推迟开课时间。他们说，这么做会让体育锻炼的结束时间被延后，危及学生的兼职工作，侵占他们做家庭作业和进行课外活动的时间，并且还会打乱上班的家长和更年幼的子女早上常规的时间安排。然而，一些专家表示，该提议遭到抵制的根本原因，是对睡眠至上论的怀疑。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Children's National Medical Center)的睡眠专家朱迪丝·欧文斯(Judith Owens)博士说，“只睡五小时依然是一种荣誉。据说它意味着你学习得更刻苦，而那是一件好事。所以，必须得在文化上转变人们的睡眠观念。”在哥伦比亚，多斯桑托斯创建了一个Facebook页面和一个Twitter账号，提醒数百名学生，教育委员会计划召开提前上学时间的会议：“出席会议，在学区决定开课时间的会议上发出声音。”然后，她联系了非盈利机构“晚点开课”(Start School Later)，从那里获取科学证据的支持。她招募友人，分工负责睡眠研究的不同话题。借助电子邮件攻势，她努力争取学区内每一名高中教师的帮助。她还发起了网上请愿活动。就这一议题进行的教育委员会会议座无虚席，气氛紧张。多斯桑托斯身穿庄重的褶边白衬衫和裙子，在委员面前发表演说。她的眼睛眨得像猫头鹰一样，在她看来，校董们的脸模糊不清，因为她紧张地揉眼睛的时候，把隐形眼镜给搓掉了。不过，她冷静地谈到青少年的睡眠周期。“你们知道，孩子们不想起床，”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起床。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了这件事。”校董会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决定不提前上课时间。第二天，多斯桑托斯开始为推迟上学时间奔走，投身到这场越来越得到支持的运动中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1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议高中晚些时间开课。去年夏天，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也在Twitter上发帖宣告自己的支持。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追踪了科罗拉多、怀俄明和明尼苏达三州五个学区的9000名高中生，比较了学校改变开课时间前后的情况。在原本7点半上学的学生中，仅三分之一表示能睡足八个小时。比起休息得更好的同龄人，睡眠不足八个小时的学生报告的抑郁症状显著增加，也更多地求助于咖啡因、酒精与非法药物。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育研究教授凯拉·瓦尔斯特罗姆(Kyla Wahlstrom)说，“这是生物性的。精神健康方面的结论与对内城儿童和富裕儿童的研究结果一致。”许多研究者认为，睡眠质量直接影响学习，因为人类在深层睡眠状态下存储新的知识。在快速眼动期，脑部异常活跃，整理并归类白天的数据。睡得越多，青少年就能越好地吸收信息。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助理教授、睡眠研究者杰茜卡·佩恩(Jessica Payne)说，“睡眠不足让青少年失去的不仅是巩固信息的能力，还有转化并重组信息、从问题中得出结论与深刻见解的能力。”去年2月，哥伦比亚的教育委员会以6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将高中开课时间推迟到早上9点的提议。“吉莉最终为我们把球踢过了线，”校监克里斯·贝尔彻(Chris Belcher)说。新规定如今实施了7个月。在石桥高中，放学时间推迟到了下午4点05分。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个问题，比如为了客场比赛而经常错失最后一节课的运动员。“做完作业就很快到了晚上11点半，”校橄榄球队的老队员布雷登·帕克(Brayden Parker)说。“我更喜欢天黑前到家，多一点时间放松。”学区的各所高中正努力适应新的时间表，比如在校车上安装Wi-Fi，让运动员们在途中做功课。一些课每周只集中授课一两天，再辅以网上指导。更多的体育训练和俱乐部活动放在了早上开课前进行。一些家长与第一节课的老师看到了学生休息得更好、精神头更足的好处。
过量睡眠，小心中风？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天睡眠超过八小时与更大中风风险有关联。研究对象为9692名42岁至81岁的人，研究开始前他们从未发生过中风。研究人员记录了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及四年后每晚的睡眠时间。在十年的研究中，有346名研究对象中风。在控制了十多项其他健康和行为变量之后，研究者们发现，每晚睡眠超过八小时的人比睡六至八小时的人患中风的可能性高46%。这项研究上周发表在《神经学》周刊(Neurology)的网站上。研究还发现，在研究过程中，自称睡眠需求增大的人中风的风险更大。作者们警告说，睡眠时间数据基于研究对象的自我报告，也许不可靠。另外，这项研究只是表明睡眠和中风风险之间存在联系，并不是存在因果关系。睡得更多可能是导致中风的疾病的早期征兆，而非中风起因。“可能在中风风险出现前，大脑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过量睡眠是其早期迹象之一，”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剑桥大学博士研究生岳伦（音译）说。她补充说，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把研究结果用到临床上。我们不想让人们认为，睡得更久一定会导致中风。”
怎么睡最有益健康？平躺、趴着、蜷着还是侧着？其实五种常见睡姿没有最健康，应该说各有利弊，关键看你更看重哪种益处。土耳其研究人员日前在《睡眠与催眠》杂志发表报告说，有胃灼热症状的人建议选择左侧卧，会明显减轻病症，但很有可能会常做噩梦。喜欢左侧卧人群中，有40.9%会经常性做噩梦，而喜欢朝右侧卧睡的人中只有14.6%会如此。右侧卧能有效减低血压，减缓心率，对心脏疾病患者而言是有益的。而且侧卧的睡姿，无论朝左还是朝右，都有助清理体内“垃圾”，从而降低罹患阿尔兹海默式症和神经退化性疾病的风险。不过，如果你身怀有孕，那在孕后期朝右侧卧睡觉会加大死胎的风险。爱美人士多多平躺吧，英国整形医生格则勒·安森告诉英国《每日邮报》记者说，这是美容觉的最佳睡姿，因为脸部不会因枕头挤压而产生皱纹。此外，如果你患有背痛，建议也选择平躺。不过，仰卧姿势会让打呼噜、睡眠呼吸暂停的几率翻番，同时也被认为是导致磨牙加重的诱因。蜷缩着像个婴儿般的睡姿有利于舒缓压力和焦虑，有助睡个好觉;可是如果你有颈部酸痛，这种睡姿会增加颅底关节的压力，加剧病痛症状。至于趴着睡，如果晚上吃撑了，这倒是个促进消食的睡姿。不过，趴卧时呼吸会比较困难，用英国骨科医生埃米·霍普的话说，从肌肉骨骼学的角度来看，趴着睡可能是一种最糟糕的睡姿。
备选方案：不上大学？在美国，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除非你成为一位电视真人秀明星，答案还是老一套。一些人肯定下意识地声称：获得大学学位。四年的高等教育将带来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幸福的生活，这种理念已经被灌输到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潜意识之中。在全美各地的毕业典礼上，我们势必将再次听到这一老生常谈。但这种传统观点也有其阴暗面。根据美国教育部的预测，在2006年秋天迈入为期四年本科生涯的学生当中，仅有不超过一半的人将在六年内获得学士学位（这项数据不包括未被跟踪调查的转校生）。对于那些高中阶段的成绩位列全班后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来说，这项数据则显得更加严酷：80%的人或许永远也拿不到学士学位，甚至连一个为期两年的副学士学位(associate’s degree)亦无法获取。这就意味着，一些学生在支付了一大笔学费之后，没有拿到一个可予以证明的学位。一小群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正在推动另一条路径：有些学生根本没必要上大学。他们表示，是时候给那些不可能成功获取学位或不准备上大学的学生，开发一些可信赖的替代计划了。是否每个人都得上大学，这并非一个新问题；这些年来出版的各种书籍和论文已经对它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但这场经济危机再次令这个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许多财政困难的州已经削减了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呼吁拓展替代路径的人士包括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经济学家理查德·韦德(Richard K. Vedder)、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经济学家罗伯特·列尔曼(Robert I. Lerman)、政治学家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詹姆斯·罗森鲍姆(James E. Rosenbaum)。他们认为，美国教育界应该通过增加高中教育项目和在企业实习等方式，引导部分学生参加短期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跟10年到15年前相比，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纳米外科医生，”华盛顿非盈利研究机构大学学费与绩效中心(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创始人韦德教授说，“但相较于我们未来需要的助理护士人数，这个数字依然相对较少。在未来十年，我们将需要数十万名助理护士。”他进一步说，对这些人才的培养，或许可以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来进行。许多工作根本不需要大学学位。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资料显示，在美国未来十年预期增速最快的30种职业中，仅有七种工作通常需要学士学位。在增速最快的前十种工作中，仅有两种需要大学学位：会计（学士学位）和高校教师（博士学位）。但跟注册护士、家庭健康助理、客户服务代表和店员的需求量相比，它们的增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工作都不需要学士学位。韦德教授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联邦政府1999年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15%的邮递员拥有学士学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人本可以用他们上大学花的钱买一套房子，”他说。美利坚大学的列尔曼教授表示，对一些高中毕业生来说，学会在工作场所举止得体、沟通自如，或许对他们更有好处。对雇主进行的多项调查显示，这些是雇主最为看重的技能，甚至排在了学历之前。2008年一项针对华盛顿州2000多家企业的调查发现，在许多雇主看来，刚加入公司的员工最为欠缺的看来是“解决问题和决策”、“处理冲突和谈判”、“与他人合作”及“积极倾听”等方面的能力。然而，尽管用人单位有此需求，但在推行全国教育标准的过程中，传授这类技能的职业培训项目或许一直充当着牺牲品的角色。全国教育标准的重中之重向来是让学生为上大学做好准备。一些教育家建议彻底变革传授工作技能的社区学院体系，而列尔曼教授则主张，政府和雇主应该向在职实习培训项目投入一笔可观的资金。比如，他以赞叹的口吻提及CVS连锁药店的一个项目：许多怀有抱负的药剂师助理，以学徒身份在这家连锁药店旗下的数百家店铺工作，其中许多人在实习结束后继续深造，最终成为有充分资质的药剂师。“医疗卫生领域是人力资源情况不理想的一个明显例子，”他说。“我将与一些大雇主合作，共同开展这类培训项目，以期实习生熟练掌握这些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的工作。”就此类项目而言，没有哪个国家拥有一项完美的模式。但列尔曼教授引用了一位德国实习生去年夏天就德国的做法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这位实习生发现，在通过德国高中毕业考试（Abitur，这项考试可以让一些德国学生几乎免费上大学）的学生当中，有40%的人选择在贸易、会计、销售管理和电脑等行业实习。“一些结束学徒期的学生比大学生更吃香，”他说，“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工作场所的管理经历。”然而，在鼓励一些学生远离四年大学教育的同时，包括列尔曼教授在内的学者也正在触及美国教育体制的高压线。至少，有些人或许会指责他们降低了对部分学生的期望值。一些批评者甚至声称，这种方式无异于教育歧视，因为许多从大学辍学的学生都是黑人或拉丁裔人。佩吉·威廉姆斯(Peggy Williams)在纽约郊区一所以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为主体的高中担任升学顾问。她说，有些人认为在推动更多学生上大学这方面做得有点过头，她对此很理解。“假如我们对孩子们说，‘你资质不够，不应该上大学，’那么，我们就是在剥夺这些学生经历一种或将促使他们成长的环境的机会，”她说。但威廉姆斯表示，倘若她所在的弗农山高中(Mount Vernon High School)能够开设一个更好的职业教育项目，她更愿意建议一些学生离开为上大学做准备的教育轨道。她说，在过去十年间，烹饪、护理、牙科和采暖通风系统维修等课程被取消了。在今年的毕业生中，或许仅有1%的学生完成了职业培训课程，而十年前的这一比例为40%。还有另一条反驳远离大学的理由：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拥有大学学位的人通常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挣得多，失业风险更低。西北大学校长、经济学家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说，平均而言，那些上过几年大学的人，也比仅仅高中毕业的人挣得多，而且面临更低的失业风险。“即使你没有拿到一纸毕业证，你也会获得一些回报，”夏皮罗说。他警告那些或许不会将所学知识直接应用于所选工作的人，不要忽视大学教育（即便是一个不完整的经历）带来的无形收益。“这不仅仅关乎经济回报，”他说。“无论你是否完成大学学业，上大学都有助于培养你的审美力，改善你的健康状况和选举行为。”罗森鲍姆教授表示，尽管如此，在提醒不可能获得大学学位的学生警惕前方的危途方面，高中升学顾问和教师现在做得还不够。“我不是在说，不要拿学士学位，”他说。“我说的是，高中毕业后，让一些学生先获得一些资质，取得一定的进步，然后，如果这些学生想进一步深造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步入大学校门。”
孩子最好几点上床睡觉？睡个好觉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但是对孩子来说尤其如此。我的儿子亚历克斯(Alex)17个月大了，而且生活非常有规律，每晚8点上床睡觉，通常早上7点半醒来。再加上白天睡的一两个小觉，他每天能睡12个小时，达到了推荐标准。但我家楼上邻居家刚学步的小孩每晚都兴奋地跳上跳下，在大部分时候要到至少晚上10点才睡。很多中国家长告诉我，他们家的孩子在晚上9点、10点甚至11点才睡觉——这比我的美国同事和其他儿科医生同事家的孩子睡得都要晚多了。这种现象也许并不具有普遍性，但这种睡眠模式的显著差异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呢，更重要的是，到底哪种方式对孩子更健康？一项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支持了我个人的观察，指出中国儿童不仅入睡时间晚于美国儿童，而且起得也更早。这项比较研究显示，中国小学生睡眠时间比美国同龄人整整少了1个小时（9.25小时vs.10.2小时）；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儿童还抱怨说，他们在白天感觉很困。主要问题不在于你家孩子几点钟上床：更重要的是他们每天的总体睡眠长度（包含白天的小睡，不过大部分五岁以上孩子就不再午睡了）。睡眠研究已经证实，学龄前儿童每天需要11-12小时睡眠，而学龄儿童需要至少10小时睡眠，青少年则是9-10小时（婴儿需要16-18小时，成年人为7-8小时）。如果你家五岁大的孩子晚上9点半上床，早上6点半起来，而且已经不再睡午觉，那么，每天9小时的睡眠对他们的长期健康是不够充分的。晚上睡得不够，白天自然会犯困，这也是睡眠不足的一个主要问题。一项2013年发表，针对中国儿童展开的系列研究表明，缺觉和白天犯困，这两点都会导致学生在校表现较差。在本研究中，大部分学童是在晚上9点到9点半睡觉，几乎所有孩子在早上7点起来，因此很多儿童每天缺了半小时到一小时睡眠。这看起来不太严重，但跟任何债务一样，睡眠债迟早也是要还的，而且光靠在周末睡个懒觉还不足以弥补这笔欠债。缺觉问题日积月累，就会导致注意力时限、学习积极性和考试成绩出问题。研究人员推测，负责处理注意力、创造性活动、积极性和抽象推理的大脑额前叶皮质，特别容易受到睡眠不佳的影响。他们因此得出结论称：在中国社会，儿童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要在学业上投入大量时间，我们的研究结果为此提供了一则警示寓言。从同一项研究中也能看到一个好消息：哪怕只是将学校上课时间推迟半个小时，也能显著延长学生睡眠时间，改善他们白天的困倦感。研究人员在上海六所小学展开了干预研究，将上课时间从早上7点半推迟到8点或8点半，这让学生们得以多睡了近一个小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怎么抱怨上课时犯困了。这跟全球其他地区的各项研究结果吻合，也为在美国不断推进的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项由儿科医生领头的运动倡议将学校上课时间延迟到上午8点半。仅仅做了这项调整，就能让孩子会多睡一会儿，并有可能提高他们的成绩。除了在校表现，睡眠不佳还将导致儿童（以及成年人）超重和肥胖风险增加。2007年，一项范围遍及全球36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在儿童睡眠时间偏短和体重增加之间存在强烈的独立关联，而且这样的关联一直持续到成年阶段。在安徽省，一项针对500名青春期双胞胎的研究显示，在缺觉跟增重之间存在关联。而2010-2011年，一项涉及逾4000名中国东北农村地区儿童的研究发现，肥胖儿童往往更有可能睡眠不足（含午觉在内不到7个半小时）。虽然这并未构成因果关系，但两者间的联系仍然让人忧虑。造成超重的可能是生理因素，因为研究已显示，睡眠不足可改变控制食欲的激素分泌。缺觉导致瘦素(leptin)分泌水平降低，生长激素释放肽(ghrelin)水平增长，而后者会增进我们本能的饥饿反射。鉴于中国肥胖儿童比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我觉得所有父母都至少应当考虑到子女的睡眠问题。我管不到楼上人家吵闹的小孩，可是在我们自己家，我很开心我们让亚历克斯养成了良好的睡眠习惯，而且即使必要时，他在晚上8点半或9点就寝，我们也能保证他每天得到充足的睡眠时间，这样能一直坚持到他青春期前。另外，在我们选择学校时，能让孩子晚点起床，将绝对是个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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